Hong Zheng

「第二性」书摘

苏木七 / 2018-06-20


Simone de Beauvoir

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普兰·德·拉巴尔)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又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每一种事物都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道路;她不是被要求奋发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婚姻的悲剧性并不在于它无法保障向女人许诺过的幸福(保障幸福这种事本来就不存在),而在于它摧残了她;它使她注定要过着周而复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

这就是少女的特性,也是我们认识她大多数行为的关键。她不接受自然与社会为她指定的命运,然而也没有完全拒绝它。她自身中的矛盾太多了,以至不能同世界作战。她只准备逃离现实,或者同它做象征性的斗争。她的每一种欲望,都引起了相应的焦虑:她渴望拥有自己的未来,然而又害怕与过去决裂;她希望“有”一个男人,却又不希望自己成为他的猎物。而在每一种恐惧的背后都潜伏着欲望,蹂躏使她惧怕,但她又渴望被动。她就这样注定是不真诚的,而且满口遁辞。她注定要受种种表现焦虑和欲望的矛盾的消极观念之困扰。

把轻视女人的普遍态度同给予母亲尊重轻易地协调起来的做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女性气质是由卵巢分泌出来的吗?还是凝结在柏拉图学派的天地里?只消穿一件窸窣响的衬裙,就可以让它降落到人间吗?

凡是个体都力图确定自身是主体,这是一种伦理上的抱负,事实上,除此之外,人身上还有逃避自由和成为物的意图,可这是一条险恶的道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价值。不过,这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样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

在女人的处境和黑人的处境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似:两者今日都从相同的家长统治中解放出来,不久以前还是主宰者的阶层,企图把他们保持在“原来的位置”,就是说保持在它为他们选择的位置;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阶层对头脑不清的、幼稚的、笑容满面的“好黑人”,对逆来顺受的黑人,以及对“真正是女人”的女人,也就是肤浅的、幼稚的、轻率的女人,屈从于男人的女人的品德,散布或多或少真诚的赞美。

但许多生殖现象并不关心主体的特殊生命,甚至使之处于危险中。青春期已发育的乳腺,在女人的个体经济中不起任何作用,在她一生的任何时期,都可以切除乳腺。卵巢的许多分泌活动对卵巢,对它的成熟,在子宫适应它的需要中起到作用,可是对整个机体来说,这些分泌活动与其说是一个调节的因素,还不如说是一个导致失衡的因素;女人与其说适应自身,还不如说适应卵子的需要。从青春期到绝经,女人体内经历的是一个麻烦,这个麻烦却与她个人无关。盎格鲁—撒克逊人把月经说成“诅咒”,事实上,在月经周期中没有任何个人的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人们认为每个月流出在受精时要形成孩子的血和肉的血,这个古老的理论在于说明女人不停歇地进行妊娠。在其他哺乳动物中,发情周期只发生在一个季节中,并不伴随着流血,仅仅在高级的猴子身上和在女人身上才每个月在痛苦和流血中完成。

正是在这个时期,女人感到自己的身体像异化的不透明物体一样极其难受;它受到执着的、外来的、每个月都要在她身上制造和摧毁一个摇篮的生命的折磨;每个月有个孩子准备出生,又在红色花边状物质的溃灭中流产;女人像男人一样,是她的身体,但她的身体是不同于她的东西。

然而事实上,怀孕是累人的事,对女人来说,对个人没有好处,相反,要求她做出沉重的牺牲。怀孕往往在开头几个月内伴随着缺乏胃口和呕吐,在其他雌性家畜身上观察不到这些现象,表现了机体对占据它的物种的反抗;机体在磷、钙、铁等方面都贫乏了,铁的缺失难以填补;新陈代谢过快刺激了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处于亢奋状态;至于血液,它的比重减小了,患了贫血,就像“守斋者、禁食者、一再放血者、康复病人”。一个健康和营养很好的女人所能希望的一切,是在分娩后不太费劲便可挽回这些耗费;但往往在怀孕过程中会出现严重的事故或者至少是危险的紊乱;如果女人不够强壮,如果她的卫生照顾不周,她就会由于多次生育过早变样和衰老,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在农村是常见的。分娩本身是痛苦的,而且很危险。正是在这种突发的危险中,人们极为明显地看到,身体不是总能同时满足物种和个体的需要;有时孩子死了,也有的时候孩子出生致母亲于死命,或者孩子的出生在母亲身上引起一种慢性病。哺乳也是一种累人的奴役;所有的因素——主要的无疑是激素的出现,即孕激素——使乳腺分泌乳汁;奶水上涨是痛苦的,常常伴随着发烧,乳母正是在损耗自我活力中抚养新生儿。物种——个体的冲突在生产中有时以戏剧性的面貌出现,使女性身体令人不安地脆弱。人们常说,女人“肚里有病”;女人体内包含了一种敌对因素,这倒是真的:是物种在蚕食她们。她们的许多疾病不是来自外界的传染,而是来自体内的失常:假性子宫炎是子宫内膜对反常的卵巢刺激产生的反应引起的;如果黄体持续存在,而不是在月经之后自行吸收掉,它就会引起输卵管炎和子宫内膜炎,等等。

女人还得通过一次难以忍受的危机,才得以逃过物种的控制;在四十五至五十岁之间,出现与青春期相对的更年期。卵巢活动减少了,甚至消失了,这种消失使个体生命力变贫乏。人们设想,分解代谢的腺体——甲状腺和垂体——竭力弥补卵巢功能的不足;因此,人们在青春活力消退的同时观察到突发现象:阵热、高血压、神经质,有时性本能再次爆发。有些女人在身体组织中积存脂肪,另外一些女人男性化。在许多女人身上,内分泌的平衡重新建立。于是女人从女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她和阉奴不同,因为她的生命力不变;然而,她不再受到满溢而出的力量的折磨,她同自身相一致。有时人们说,上年纪的女人构成“第三性”;事实上,她们不是男性,但也不再是女性;尤其这种生理上的自主性是通过一种她们以前并不拥有的健康、平衡、活力表现出来的。

在所有雌性哺乳动物中,女人是受到异化程度最高的,并且最激烈地拒绝这种异化;任何雌性哺乳动物,机体对生殖职能的从属都没有如此迫切,接受起来也没有如此困难:青春期和更年期的危机,每月的“诅咒”,长时间而困难的妊娠,痛苦的、有时危险的分娩,疾病,事故,是女人的特点,可以说,因为她要确定自身为个体,要起来反抗命运,所以她的命运显得更为悲苦。如果将女人与男人相比较,男人便显得无比地具有特权,因为男人的生殖力不与他的个人生存相冲突;这是以持续的方式进行的,没有危机,一般来说没有事故。总体而言,女人同男人活得一样长;但女人生病的时候多得多,有不少时期,女人不能支配自己。

斯巴达和纳粹政权的例子证明,直接依附于国家,女人并不会少受男性的压迫。真正社会主义的伦理学,就是说寻求正义,而不取消自由,给个体负担但不消灭个体性,由于女人的状况问题,它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不可能把怀孕简简单单地比做像服兵役一样的一种工作或一种服务。要求女人生孩子比管理公民的日常事务要更深入地破坏女人的生活,任何国家都从来不敢强制性交。在性行为中,在怀孕时,女人不仅投入时间和精力,而且投入本质的价值。

理性的唯物主义徒劳地想不承认性欲的这种戏剧性,人们不能管理性本能,弗洛伊德说,不能肯定性本能本身是否不承载着对顺从的拒绝;可以肯定的是,它不能被纳入社会性中,因为在性欲中有一种此刻对时间、个体对普遍的反抗;企图引导性欲和利用性欲,就有扼杀性欲的危险,因为不能像支配无生命的物质那样支配活生生的自发性;更不能勉强它,就像勉强自由一样。人们不会强迫女人生孩子,所能做的是,把她禁闭在某种处境中,怀孕对她来说是唯一的出路,法律和风俗把婚姻强加给她,禁止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禁止离婚。苏联今日恢复的正是这些家长制的古老约束;它使家长制的婚姻理论重新复活;由此,它重新要求女人成为性欲对象,最近有篇讲话鼓励苏联女公民好好打扮,涂脂抹粉,变得娇媚,以便留住丈夫,激起他的欲望。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可能把女人仅仅看做一种生产力,她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性伙伴,一个生儿育女者,一个性欲对象,一个他者,通过她,男人寻找自己。极权制度或者独裁制度徒劳地不约而同地禁止心理分析,宣称对于忠诚地融入集体的公民来说,个人悲剧不会发生,性是一种经验,普遍性总是在其中被个体性重新抓住。在民主社会主义中,阶级会被消灭,但不是个体,个人命运的问题会保留全部重要性,性别差异也保留全部重要性。将女人和男人联结起来的性关系不像男人对女人保持的性关系;将女人和孩子联结起来的关系独一无二。这种处境不是被唯一的青铜器创造的,机器不足以消灭它。为她要求一切权利,要求一切一般意义的人所拥有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应该对她的特殊处境视而不见。为了了解这种境况,必须越出历史唯物主义,它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只看到经济实体。

生育的女人因而没有创造的骄傲;她感到自己是无形力量的玩偶,痛苦的分娩是无用的,甚至是讨厌的事。后来,人们渐渐给予孩子重视。但无论如何,生育、喂奶,不是活动,这是自然的作用;其中没有任何计划;因此,女人在其中感觉不到对自身生存高傲地肯定的理由;她被动地忍受自身的生理命运。她投身于家务劳动,因为只有这种劳动与做母亲的负担相协调,它们把她束缚在重复性和内在性中;它们日复一日以相同的形式再现,这种形式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几乎不改变;它们不生产任何新的东西。

男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不像工蜂那样通过一个简单的生命过程,而是通过超越动物状态的行为抚育集体。Homo faber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是一个创造者:他的手臂武装起来,为了打落果实、攻击野兽的棍和棒是他用来扩大掌握世界的能力的工具;他不只将海里捕到的鱼运回家里,首先必须挖成独木舟,征服水域;为了将世界的财富据为己有,他吞并世界本身。在这种行动中,他感受到自己的能力;他提出目的,设想通往目的的道路,他作为存在者自我实现。为了维持,他创造;他超越了现在,他展开未来。因此,捕鱼和狩猎具有神圣的性质。人们用节日和欢呼迎接他的成功;男人在其中看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今日,当他建造了堤坝、摩天大楼、原子反应堆时,他更加表现出这种骄傲。他不仅致力于维持既定的世界,还要突破边界,投下一个新的未来的基础。

他的活动有另一个维度,这维度给予他最高的尊严:他的活动往往是危险的。如果血液只是一种养料,那么它的价值不比牛奶更高;但猎人不是肉店老板,在同野兽的搏斗中,他要冒危险。战士为了提高他所属的群体和部落的威信,要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由此他出色地证明,对人来说,生命不是最高价值,生命应该为比它更重要的目的服务。落在女人身上的最厉害的诅咒,就是她被排除在这些远征之外;男人不是因为献出生命,而是因为冒生命危险,才高出于动物之上;因此,在人类中,优越性不是给予生育的女性,而是给予杀生的男性。

但是许多原始人不知道父亲在生育后代中所占的份额;他们把孩子看作飘浮在某些树、某些岩石四周,某些神圣的地方,降落到女人体内的祖先亡灵化身再现;有的部落认为,女人不应该是处女,以便让这种潜入成为可能,但是其他部族认为,也可以通过鼻孔或口潜入;无论如何,破坏童贞在这里是次要的,出于神秘的理由,这很少成为丈夫的特权。显然,母亲对孩子的出生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她在怀中保存和供养胚胎,因此也是通过她,部落的生命散布于可见的世界上。所以,女性起到头等重要的作用。孩子往往属于他们母亲的部落,用她的名字,参与她的权利,特别参与享有部落拥有的土地。于是,共同体的财产由女人传递,通过她们,田野和收获确保给予部落的成员,反过来,通过他们的母亲,孩子们被分派到这样或那样的土地。因此可以认为,土地神秘地属于女人,她们对土地和收获既有宗教的又有合法的控制力。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联系比隶属关系还要紧密;母权制以女人真正掌握土地为特征;生命的延续,也即本质上代代相传的生命,通过变形,在女人与土地之间完成。在游牧部落中,生育只是一个意外,土地的财富未被认识;但是农业劳动者赞美在田垄间和母腹内繁殖的神秘;他知道自己像牲畜和收获一样产生出来,期望部落产生其他的人,他们在延续田野的丰饶的同时也延续了部落;在他看来,整个大自然就像一个母亲;土地是女人;女人身上盘踞着像土地一样晦暗不明的威力。部分出于这个理由,农业劳动托付给女人,她能够把祖先的亡灵召唤到自己怀里,她也有让播种过的田野迸发出果实和麦穗的能力。在这两种情况下,关系到的不是创造活动,而是有魔力的咒语。在这个阶段,人不再限于捡拾土地的产品,但是人还不了解土地的威力;人在技术和魔法之间犹豫;人感到自己是被动的,附属于随意分配生与死的大自然。当然,人多少承认性行为和耕作土地的技术的用处,但是,孩子和收获仍然是像超自然的恩赐一样;正是属于女人体内神秘的气息在这世界上吸引了埋藏在生命的神秘根源中的财富。这样的信念今日在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波利尼西亚人的许多部落中依然根深蒂固;尤其因为这种信念与集体的实际利益相一致,所以更具有重要意义。母亲这一职能使女人只能在家里生活;当男人去打猎、捕鱼、打仗时,她自然而然待在家里。但在原始群体中,只能经营小规模的、包括在村子范围内的园地;种植是家务活;石器时代的工具不要求高强度的劳动;经济和神秘观念都一致同意把农业劳动交给女人。在家庭工业开始产生的情况下,这也是她们的事儿:她们编织毯子和被子,她们制造陶器。时常是她们主持商品交换,商业掌握在她们手里。因此,部落的生活通过她们得以维持和扩大;孩子、畜群、收获、器皿,整个群体的繁荣都取决于她们的劳动和有魔力的能耐,她们是群体的灵魂。那么多的本事使男人产生混杂着恐惧的尊敬,这反映在他们的崇拜中。整个格格不入的自然就集中在她们身上。

我们已经说过:男人只有通过思考他者,才思考自己;他以二元论去把握世界;这二元论先是没有性别特征。但自然而然地,由于不同于自以为相同的男人,女人被列在他者的范畴中;他者包括女人;她先是地位不够重要,不能单独体现他者,以至在他者的中心再分出一部分:在古老的宇宙起源论中,同一个元素往往既体现出雄性又体现出雌性;因此,在巴比伦人那里,大洋和大海是宇宙混沌的双重体现。当女人的作用增长时,她几乎占据了他者的范围整体。于是出现了女神,人们通过女神,崇拜繁殖的观念。在苏萨,人们找到了“大母神”最古老的形象,穿长裙戴高帽的“伟大母亲”的形象,其他塑像展现的女神头上缠得高高的;克里特岛发掘出好几个女神的肖像。女神有时是臀部过肥的蹲姿,有时是苗条些的站姿,有时穿着衣服,往往是裸体,双臂抱紧在肥大的乳房下。她是天后,一只鸽子象征着她;她也是地狱的皇后,她从地狱爬出来,蛇象征着她。她出现在高山、森林、大海和泉水中。她处处创造生命;如果她杀生,她也使生命复活。她像大自然一样任性、淫荡、残忍,既慈悲又使人恐惧,统治着整个爱琴海、弗里吉亚、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整个西亚。她在巴比伦名叫伊什塔尔,在闪米特人中叫阿斯塔特,在希腊人中叫该亚、瑞亚或库柏勒;在埃及以伊希斯的特点出现;男性的神附属于她。女人作为在天堂和地狱的遥远区域中最高的偶像,在人间就像所有的神一样被禁忌环绕,她本身就是禁忌;由于她掌握的权力,人们把她看做魔女、女巫;人们把她同祈祷结合起来,她有时变成女祭司,就像古代凯尔特人中的德鲁伊特一样;有时她参与部落的统治,甚至她会独自进行统治。这些远古时代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文学。但是父系制的重要时期在神话、纪念性建筑物和传说中保存着女人占据很高地位的时代的回忆。从女性的观点看来,婆罗门时代是‘梨俱吠陀’时代的倒退,而后者又是在它之前的原始阶段的倒退。伊斯兰之前的时代的贝都因女人有着远远高于’古兰经‘为她们指定的地位。尼俄柏和美狄亚的伟大形象令人想起那个时代:母亲们将孩子们视为自己的财产,以自己的孩子们为骄傲。在荷马史诗中,安德洛玛刻、赫卡柏占有重要地位,古希腊已不再承认藏在闺房阴影中的女人有相同的重要性。

这些事实使人设想,在原始时代,存在一个真正的女人统治时期;巴霍芬提出的这个假设,恩格斯重新引用;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过渡,在他看来,就像“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但事实上,女人的这个黄金时代只是一个神话。要说女人是他者,就是说在两性之间不存在相互性的关系,作为大地、母亲、女神,她对男人来说不再是一个同类;她的威力正是超越人的范围才确定下来的,因此,她在此之外。社会始终是男性的;政权总是落在男人手里。

即便面对生命、自然和女人的神秘,男人还处于混沌不清之中,他也从来未曾放弃自己的权力;女人身上危险的魔力使他害怕时,他便把她确立为本质,是他把她置于这样的地位,这样,他在自己同意的异化中成了本质;尽管繁殖的能力进入到女人身上,但男人仍然是她的主人,正如他是富饶的土地的主人那样;女人注定是屈从的,被占有的,被利用的,就像她体现其丰沛魔力的自然那样。她在男人眼中所享有的威信,是从男人身上获得的;他们跪在他者面前,他们崇拜母亲——女神。但是,不管后者多么强有力,却是通过男性意识创造的概念被把握的。男人创造的一切偶像,不管塑造得多么可怕,事实上都附属于他,因此,他也可能摧毁这些偶像。在原始社会,这种附属没有得到承认,也没有被确立,可是,它本身直接存在;一旦男人更清晰地意识到自身,一旦男人敢于自我确定和反对,这种附属便很容易变得间接。其实,即使男人自视为既定的、被动的、要忍受日晒雨淋的命运,他也自我确认为超越性、计划;在他身上,精神、意志已经得到确认,与生命的混沌和偶然性是相对立的。由女人代表的各种图腾崇拜的祖先,或多或少清晰地在其动物或树木的名字上表明了男性本原;女人延续着这个本原的肉体存在,但她的作用仅仅是抚育,而不是创造;在任何一个领域她都不创造;她给部落孩子和面包,维持部落的生命,如此而已,她仍然注定处于内在性中;她仅仅体现社会静态的、封闭于自身的面貌。而男人继续占据将群体引向自然和整个人类的职能;与男人相称的工作,只有战争、狩猎、捕鱼,他获得外来的战利品,使之归于部落;战争、狩猎、捕鱼,代表存在的扩张和朝向世界的超越;男性是超越的唯一体现。

女人的贬值代表人类史上一个必要的阶段,因为她不是从自己的积极价值中,而是从男人的弱点中获取威信;令人不安的自然神秘体现在她身上:当男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时,也摆脱了她的控制。是从石器到青铜时代的过渡让男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对土地的征服和对自身的征服。

父系制的胜利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暴烈革命的结果。从人类的起源开始,生理上的优势使男性独自确立为至高无上的主体;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这个特权;他们把自己的生存部分交付自然和女人;但他们随后重新夺取过来;女人注定要扮演他者的角色,就这样注定只拥有暂时的威力,无论是奴隶还是偶像,都从来不是自己选择命运。弗雷泽说过:“男人造神,女人崇拜神。”正是男人决定他们最高地位的神是女性还是男性;女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总是男人给她们指定的;在任何时代,女人都没有强加自己的法律。

男人把这种征服看做激烈斗争的结果。最古老的宇宙起源论之一,也即亚述—巴比伦的宇宙起源论,在一篇七世纪记载的、但再现了古老得多的传说的文字中,向我们叙述男人的胜利。大洋和大海,阿普斯姆和迪亚马特生出了天界、人间和众神;但是他们感到众神太好动,决定统统消灭;是女人——母亲迪亚马特与最强壮和最俊美的孩子贝勒—马尔杜克进行搏斗;后者挑战她,经过可怕的战斗,杀死了她,把她的身体切成两段;他将一半造成天穹,用另一半建造地界的支柱;然后他组成了宇宙,创造了人类。在阐述父系制战胜母权制的’复仇女神’中,俄瑞斯忒斯也杀死了克吕泰涅斯特拉。通过这些流血的胜利,男性力量、主宰秩序和光明的太阳神的威力,战胜了女性的混沌。众神法庭在赦免俄瑞斯忒斯时,宣称他首先是阿伽门农之子,然后才是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子。古老的母权死亡了,是男性的大胆反叛杀死了它。可以看到,事实上,到父权的过渡是缓慢完成的。男性的征服是一次重新征服,男人只是占有他已经占有的东西;他使权利与现实相一致。既没有斗争、胜利,也没有失败。但这些传说具有深刻意义。在男人确定自己为主体和自由时,他者的概念传布开来。从这时起,同他者的关系成为一出戏剧:他者的存在是一种威胁、一种危险。柏拉图没有否认这一点,希腊的古老哲学指出,他性与否定,因此与恶是同一回事。确立他者,就是确定善恶二元论。因此,宗教和法规带着极大的敌意对待女人。在人类上升到用文字书写神话及其法律的时代,父系制最终确立了,制定法规的是男性。很自然,男性给予女人一个从属的地位,但是,有人会设想,他们以对待孩子和家畜一样的善意去看待她。没有这回事。立法者筹划对女人的压迫,对女人是恐惧的。对于女人具有的双重性,人们尤其记得的是不利的一面:她从神圣变成不洁,被献给亚当、要成为他妻子的夏娃,贻害了全人类;当异教神明要向人报仇时,便创造了女人,是女人的头生子潘朵拉放出了人类要忍受的一切罪恶。他者,就是面对主动的被动,就是粉碎统一的复杂,就是与形式相反的内容,就是抗拒秩序的混乱。因此,女人注定作恶。毕达哥拉斯说:“有一个产生了秩序、光明和男人的好本原和一个产生了混乱、黑暗和女人的坏本原。”’摩奴法典’将女人定义为卑劣的人,让她处于奴役状态是合适的。’利未记’将女人列入族长拥有的役畜之中。梭伦法不给女人任何权利。罗马法把女人置于受监护的地位,宣示她的“愚蠢”。教会法把女人看做“魔鬼之门”。’古兰经’极其轻蔑地对待女人。

然而,恶是善必不可少的,正如物质对精神,黑夜对光明一样。男人知道,为了满足他的愿望,为了延续他的存在,女人对他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让她融入社会,在她屈从于男性建立的秩序的情况下,她清洗了她原有的污秽。这个思想在’摩奴法典’中表达得很清晰:“一个经过合法婚姻的女人,具有同她的丈夫一样的品质,就像消失在大海里的河流那样,她在死后被接受进入同一天堂。”’圣经’也这样赞赏地描绘“才德的妇人”的肖像。基督教尽管仇恨肉体,却尊敬作牺牲的处女和贞洁顺从的妻子。女人与崇拜结合,甚至能起重要的宗教作用:印度的婆罗门的妻子,罗马的女祭司和她们的丈夫一样神圣;在一对夫妇中,统治的是男人,但男女本原的结合对生育、生命和社会秩序来说,仍然是必要的。

在埃及,女人的状况最为有利。女神——母亲在变成妻子时保留住威望;夫妻是宗教和社会的单位;女人仿佛是男人的同盟者和补充。她的魔力很少带有敌意,以致人们克服了对乱伦的恐惧,毫不迟疑地混淆姐妹与妻子。她和男人有同样的权利,有同样的司法权力;她继承和拥有财产。这种特殊的机遇不是偶然得来的,由于古埃及土地属于国王、教士和武士的高级阶层;对于个人来说,土地所有仅仅是用益物权;地产是不得转让的,通过继承转移的财产,只有很少一点价值,分享一部分财产不会有什么不妥。由于不存在私有财产,女人保留了人的尊严。

既然对女人的压迫其根源在于延续家族和保持财产原封不动的意愿,如果她摆脱家族,她就摆脱了这种绝对的从属状态;如果社会否认私有制并拒绝家庭,女人的命运就会大大改善。共同体制度占据优势的斯巴达是唯一一个这样的社会:女人几乎受到与男人同等的对待。姑娘像男孩子一样成长;妻子不关在丈夫的家中,她的丈夫只允许对她进行夜间短暂的拜访;他的妻子不怎么属于他,另一个男人用优生学的名义可以要求同她结合,通奸的概念本身在遗产消失的同时也消失了;所有的孩子共同属于整个城市,女人也不专门侍候一个主人:或者反过来,可以说,公民既不拥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专门属于自己的后代,所以也没有妻子。女人忍受怀孕的束缚,就像男人遭受战争的束缚一样。但是,除了完成这个世俗的责任以外,没有任何束缚限制他们的自由。

原始民族还实行神圣卖淫,目的在于释放生育的神秘威力,有利于集体。这种习俗存在于古代。希罗多德转述说,在公元前五世纪,每个巴比伦女人应该在她的一生中有一次在宁利尔神庙献身于一个外邦人,换取一枚钱币,交到神庙的金库里;然后她回来生活在圣洁之中。

宗教卖淫在埃及的“舞女”和印度寺院的舞蹈女子身上延续至今,后者构成了受尊敬的从事音乐和舞蹈的女子的阶层,但是在埃及、印度、西亚,神圣卖淫往往会过渡到合法的卖淫,僧侣阶层在这种交易中找到一种发财致富的手段。在希伯来人中,甚至有捐纳的妓女。在希腊,尤其在海边、海岛和城邦,有许多外国人到来,那里耸立着一些神庙,可以看到“款待陌生人的年轻姑娘”,正像品达所说的那样:她们收到的钱用于宗教崇拜,就是说,给教士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事实上,是在虚伪的形式下利用——尤其在科林斯——水手和游客对性的需要;这已经涉及捐纳卖淫。是梭伦把它设立为一种制度。他购买亚洲的女奴,把她们关在雅典的维纳斯神庙附近的妓院中,离港口不远,交给“淫媒”管理,他们负责保证这个机构在财务上运转;每个妓女领工资,全部利润归国家。后来开辟了“kapailéia”,这是私人的妓院,红色的阴茎被用做招牌。不久,除了女奴,底层的希腊女人作为寄宿者收容其中。妓院被看做非常必要,以致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处所。但妓女臭名昭著,她们没有任何社会权利

至于最后一类妓女,大家知道,有好几个因她们的情人而闻名。她们有人身自由,拥有财产,聪明,有教养,是艺术家,男人被她们所迷惑,受到另眼相看。由于她们逃离家庭,处于社会之外,她们也摆脱了男人,她们可以被男人看做同类人,几乎平起平坐。在阿斯帕西娅、弗丽内、拉伊丝身上,确立了被解放的女人对老实的家庭主妇的优势。

除了这些光彩夺目的例外,希腊女人被贬到半奴隶的状态;她甚至没有表示愤怒的自由:阿斯帕西娅,感情更激荡的萨福,几乎不能发出几声抗议。在荷马那里,还有一些英雄时代的模糊记忆;那时女人具有某些权力,然而,武士们无情地把她们赶回她们的房间。在赫西奥德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同样的蔑视:“信赖女人的人就是信赖盗贼。”在伟大的古典时代,女人绝对禁闭在内室中。伯里克利说:“最好的女人是男人提到最少的女人。”柏拉图提议建立一个女人委员会,管理共和国,给姑娘自由教育,这是一个例外;他激起阿里斯托芬的嘲弄;在’吕西斯忒拉忒’中,有个丈夫回答询问公众事务的妻子说:“这与你无关。闭嘴吧,否则你要挨打了……织你的布吧。”当亚里士多德宣称,妻子是有缺陷的女人,她应该幽禁在自己的家里生活、附属于男人时,他表达的是共同的见解。他断言:“奴隶完全被剥夺议事的自由;女人拥有这种自由,但能力不足、效率低下。”据色诺芬看来,妻子和丈夫完全格格不入:“有没有你与之交谈比你跟你妻子交谈更少的人?——极少……”在’经济论’中向妻子提出的一切要求,就是让她成为一个专注的、谨慎的、撙节的、像蜜蜂一样勤劳的家庭主妇,一个模范的管家。女人被降到平凡的地位,没有妨碍希腊人深深蔑视女人。在公元前七世纪,阿尔基洛科斯写过针对女人的辛辣的讽刺诗;在阿莫尔戈斯岛的西摩尼德斯的作品中可以读到:“女人是神创造出来的最大的恶,尽管女人有时看来有用,她们不久就变成主人的烦恼。”在希波纳克斯的作品中:“你的妻子给你快乐的生活只有两天:婚礼那天和她下葬那天。”在米利都传奇中,爱奥尼亚人表达了最多的恼怒,其中有以弗所的女人的故事。这个时期尤其谴责女人懒惰、刻薄、爱挥霍,就是说,正是缺乏人们要求女人应有的品质。米南德写道:“在陆地和海洋中有许多怪物,但所有怪物中最大的还是女人。”“女人是抓住你不松手的一种痛苦。”当通过建立陪嫁制度,女人具有某种重要性时,有人哀叹女人的狂妄;这是阿里斯托芬,尤其是米南德熟习的题材之一。“我娶了一个有陪嫁的女巫。我娶她是为了她的田地和房子,阿波罗啊,这是最大的恶啊!……”“创造了婚姻的那个人真该诅咒,然后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和所有模仿他的人都该受诅咒。”“如果你是穷人,却娶了一个富有的妻子,这等于把你降低到既是奴隶又是穷人。”希腊女人受到过分严密的看管,以致无法指责她的品行;贬低的不是她的肉体。结婚的负担和束缚更多地落在男人身上,这让我们设想,尽管女人的处境严酷,尽管她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她仍然应该在家庭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享受到某些自主;她注定要服从,却可能不服从;她可以用吵闹、眼泪、絮叨的话语、咒骂来折磨丈夫,用于奴役女人的婚姻,对丈夫来说也是一条锁链。在克桑蒂佩这个人物身上,概括了希腊公民对泼妇妻子和夫妻生活不幸的责备。

抽象权利不足以确定女人的具体处境;处境大半取决于她所起的经济作用;甚至往往抽象的自由和具体权力朝相反方向变化。罗马女人比希腊女人从法律上说受到更加严重的奴役,却更深地融合到社会中;在家里,她位于中庭,这是住宅的中心,而不是被打发到幽闭的内室中;是她主持奴隶们的劳动;她指导孩子们的教育,她对孩子们的影响时常延伸至岁数很大;她分担丈夫的劳动和忧虑,她被看做他的财产共有者;Ubi tu Gaius,ego Gaia,不是一句空话;人们把古罗马妇人称为“主理”;她是家庭主妇,参与祭祀,不是奴隶,而是男人的伴侣;把她和他结合在一起的联系是这样神圣,以至在五个世纪中没有出现过一起离婚。她没有被禁闭在她的房间里,她参加饭局、节日,她上剧院;在街上,男人给她让路,执政官和侍从官在她经过时站立一旁。历史上的传说给予她出色的作用,人们相当了解萨宾女人、卢克雷蒂娅、薇吉妮的传说;科里奥拉努斯向他母亲和他妻子让步;李锡尼认可了罗马民主的胜利,他的法律可能是由他的妻子给以启示的;是科涅利亚铸造了格拉古家族的灵魂。加图说过:“到处男人统治女人,而我们这些统治所有人的男人,是我们的女人统治我们。”

事实是,罗马女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她们新获得的自由;这是因为她们被禁止积极地利用它。从这两种相反的潮流——一种是寻求个人自由的潮流,让女人摆脱家庭,一种是国家加以干预的潮流,把她作为个人来粗暴对待——产生的结晶,她的处境没有获得平衡。她是继承人,她和父亲一样有权得到孩子们的尊敬,她立遗嘱,她依仗陪嫁制度摆脱了配偶的约束,她可以随意离婚和再婚,但她无法以否定的方式获得解放,因为没有向她建议如何具体利用她的权利。经济独立是抽象的,因为它不产生任何政治权力;正因此,罗马女人由于不能行动,便只能示威:她们吵吵嚷嚷,在城里四处活动,她们包围法庭,她们制造阴谋,强加规定,挑起内战;她们列队去寻找神母的塑像,沿着台伯河护送它向前,就这样将东方的神引进罗马;在公元前一一四年,爆发了维斯太贞女的丑闻,她们的社团被取消了。当家庭解体使过去的个人品德变得无用和过时的时候,由于公共生活和公共品德与女人无缘,她们不再有任何道德准则。她们在两种解决办法中作选择:要么执着地尊重与她们的祖先一样的价值观念,要么不再承认任何一种价值观念。在一世纪末二世纪初,可以看到许多女人像在共和国时期那样是她们丈夫的伙伴和合伙人:普洛蒂娜分享图拉真的光荣和责任;萨宾娜由于善行而闻名,以致在生前,塑像就把她神圣化;在提比略统治时期,塞克丝蒂亚拒绝在厄米利乌斯·斯考鲁斯死后还活下去,帕塞亚也拒绝在蓬波尼乌斯·拉伯斯死后还生存下去;波利娜与塞内加同时割开血管;小普林尼使阿里亚的“Poete,non dolet”闻名;马提雅尔赞赏克洛蒂亚·吕菲纳、薇吉妮、苏尔皮西亚是无可挑剔的妻子和忠诚的母亲。但是有许多女人拒绝做母亲,离婚率增加;法律继续禁止通奸,使得有些罗马女人竟至于登记为妓女,为的是在放荡中无所顾忌。之前,拉丁语文学总是尊重女性,而讽刺诗人猛烈抨击她们。再说,他们并不抨击所有的女人,而主要抨击他们的同时代女人。尤维纳利斯指责她们奢华、贪食,责备她们企图做男人的事:她们对政治感兴趣,投身研究案件的卷宗,同语法学家、修辞学家讨论,热衷于打猎、驱车比赛、击剑和搏斗。事实是,她们尤其在娱乐的乐趣和恶习方面与男人相匹敌;要达到更高的目标,她们则缺乏足够的教育;再说,她们也没有提出任何目标;行动对她们来说是禁止的。古老共和国的罗马女人在世间有一个位置,而由于缺乏抽象的权利和经济独立,又被禁锢起来;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是假解放的典型,在一个男人实实在在地是唯一主人的世界中,只不过拥有空洞的自由,她虽自由,却“什么也做不了”。

在所有这些国家,“正派女人”屈从于家庭的后果之一是存在卖淫。妓女被伪善地维持在社会边缘,完成最为重要的作用之一。基督教蔑视她们,但把她们当做必不可少的罪恶加以接受。圣奥古斯丁说:“取消妓女,就会使社会被放荡扰乱。”后来托马斯·阿奎那——或者至少以他的名字在’论君主政治’第四卷署名的神学家——宣称:“从社会内部去掉妓女,放荡就会以各种混乱来扰乱社会。妓女在一个城邦中,正如垃圾场在一座宫殿中一样,取消垃圾场,宫殿就会变成一个污秽和发出恶臭的地方。”在中世纪早期,流行极度放荡的风俗,不需要妓女;但是,当资产阶级家庭形成,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时,就必须让男人到家庭外面去寻找快乐。

社会结构使卖淫必不可少。叔本华后来夸大其辞地说:“妓女是在一夫一妻制祭坛上的人肉祭献。”欧洲的一个伦理学史家莱基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作为恶习的最高典型,她们是德行最积极的守护者。”人们正确地将她们的地位与常常与之等同的犹太人相提并论:高利贷、非法买卖就像婚外性行为一样,受到教会禁止;但是社会不能缺少金融投机,也不能缺少卖淫,这些职能因而转移到受诅咒的阶层,人们把这些活动圈在犹太人区域或者特定街区中。

让·德·默恩也是一个教士,可以看到他所写的部分受相同灵感的启发;他敦促年轻人摆脱女人的枷锁;他首先攻击爱情:

爱是憎恶的国度,
爱是含情的仇恨。

他抨击婚姻将男人置于奴役状态,让男人注定受骗;他对女人发出激烈的指责。女人的辩护者们在回答中竭力表明女人的优越性。下文是其中几个论据,女性的辩护者一直到十七世纪都从中借鉴:女人高于男人之处如下。在物质上:因为亚当是用泥土做的,而夏娃是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做的。在地点上:因为亚当是在天堂之外创造的,而夏娃是在天堂里创造的。在受孕上:因为女人孕育了天主,这是男人做不到的。在显灵方面:因为基督死后向一个女人即抹大拉显灵。在赞颂方面:因为女人受到的赞颂在众天使之上,她就是慈悲为怀的马利亚……对此,反对者反驳说,基督先向女人显灵是因为他知道女人多嘴多舌,而他急于让人知道他已复活。

十七世纪的女性主要在智力方面继续独树一帜;上流社会的生活在发展,文化在传播;在沙龙中女人所起的作用巨大;由于她们没有投身于建设世界,她们有闲暇投身到交谈、艺术和文学中;她们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但是,通过交谈、阅读、私人家庭教师的教育或者公共讲座,她们终于获得了高于她们丈夫的知识:德·古尔奈小姐、德·朗布耶夫人、德·斯居代里小姐、德·拉法耶特夫人、德·塞维尼夫人在法国享有广泛的声誉;在法国以外,同样的声誉与伊丽莎白王妃、克里斯蒂娜女王、舒尔曼小姐的名字相连,后者与整个学术界通信。女人由于拥有广博的学问及随之而来的威望,终于干预男人的世界;许多雄心勃勃的女人从文学和爱情决疑论滑向政治阴谋。一六二三年,教皇大使写道:“在法国,一切大事件、一切重大的阴谋往往都取决于女人。”德·孔代王妃制造了“妇女密谋”;奥地利的安娜受到一批女人包围,她乐意听取她们的建议;黎塞留乐意倾听德·艾吉永公爵夫人的意见;众所周知,在投石党事件期间,德·蒙巴赞夫人、德·谢弗勒兹夫人、德·蒙庞西埃小姐、德·龙格维尔公爵夫人、安娜·德·贡扎格和许多其他女人起了什么作用。最后,德·曼特农夫人做出了一个光辉例证,表明一个灵活的女顾问能对国家事务起到什么影响。女人作为激励者、顾问、阴谋家,以间接方式起到最有效的作用:西班牙的于尔森王妃统治时具有更多的威望,可是她的生涯短促。在这些杰出贵妇之外,有几类人物在摆脱资产阶级束缚的圈子里确立地位;可以看到出现一种新类型人物:女演员。一五四五年,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出现在舞台上;一五九二年,仍然只有一个女演员;十七世纪初,大部分女演员都是男演员的妻子;随后她们在职业和私生活中取得独立。至于交际花,在弗丽内、英佩里亚以后,在尼侬·德·朗克洛身上找到最完美的体现:她善于利用自己的性别,并超越它;由于生活在男人中间,她具有男性的优点;作风的独立使她倾向于精神独立,尼侬·德·朗克洛将自由发展到当时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极限。

在十八世纪,女人的自由和独立还要扩大。原则上风俗仍然是严厉的:少女只接受简单的教育;让她结婚或者进入修道院都不需要征得她的同意。资产阶级是上升阶级,它的存在巩固了,强加给妻子严格的道德。但相反,贵族的解体允许上流社会女人最大的放荡,甚至上层资产阶级都受到这些榜样传染;无论修道院还是家庭,都不能约束女人。对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自由再一次是否定的和抽象的:她们仅限于寻找快乐。但是聪明的和有雄心的女子,为自身创造了行动的可能性。沙龙生活获得新发展:人们相当清楚若弗兰夫人、杜·德方夫人、德·莱斯皮纳斯小姐、德·埃皮奈夫人、德·唐森夫人所起的作用;女人作为保护人、灵感来源,构成作家特别喜爱的读者;她们关注文学、哲学、科学,她们像杜·沙特莱夫人那样,有自己的物理工作室、化学实验室,她们做实验,她们解剖;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积极地干预政治生活;德·普里夫人、德·马伊夫人、德·沙托纳弗夫人、德·蓬巴杜夫人、杜·巴里夫人轮番统治着路易十五;几乎没有一个大臣没有女顾问;以致孟德斯鸠认为,在法国,一切都是由女人完成的;他说,她们构成“国家中的一个新国家”;柯莱在一七八九年前夕写道:“她们在法国人中占据着极大优势,她们让法国人这样屈从自己,以致法国人只听从她们去思想和感觉。”在上流社会女子旁边,还有女演员和风流女子,她们享有广泛声誉:索菲·阿尔努、朱丽·塔尔马、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

女人之所以重新获得史前以来就失去的经济重要性,是因为她摆脱了家庭,在工厂中参加生产。是机器造成这种变化,因为男女劳动者之间体力的差异在大量情况下已经消除了。由于工业突飞猛进,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男性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女人的合作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才是在十九世纪改变了女人的命运、为女人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大革命。

希特勒重新把拿破仑的理想强加给得到解放的妇女:“Küche,Kirche,Kinder.”他宣称:“一个女人的在场会给德国国会蒙羞。”由于纳粹是反对天主教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它给母亲一个有特权的位置;给予未婚母亲和私生子的保护,大半把妇女从婚姻中解放出来;像在斯巴达一样,女人属于国家,而远不是属于任何个人,这比起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女子,所给予的自主既多又少。

法律和风俗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两者之间建立的平衡使女人从来得不到具体的自由。在古代的罗马共和国中,经济条件给女人具体的权力,但是她没有合法的独立身份;在农业文明和小商贩社会中往往也是这样;女人在家中是主妇——女仆,在社会上是次一等的。相反,在社会解体时期,女人获得解放;但当她不再是男人的臣属时,却失去了她的采邑;她只有一种否定的自由,只通过放荡和挥霍表现出来,在罗马的衰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十八世纪、督政时期就是这样。或者她找到事做,但受到奴役;或者她被解放,但再没有什么事可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已婚女子在社会中有地位,但享受不到任何权利;而单身的正派姑娘或者妓女却有和男人一样的一切权利;然而直至本世纪,她多少被排除出社会生活之外。从权利和风俗的这种相悖中,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悖论:自由的爱情没有被法律禁止,而通奸是一种罪行;然而,往往“犯错误”的少女名誉扫地,而妻子的无行却受到宽恕,从十七世纪至今,大量少女结婚是为了能够自由地找情夫。通过这种巧妙的体制,广大女性受到紧紧的管束。必须出现异乎寻常的情况,女人的个性才能够在这两类抽象或具体的束缚中成功地确立。对于做出了能与男人媲美的业绩的女子,社会体制拥有的力量会超越一切性别差异加以颂扬。伊莎贝拉一世、伊丽莎白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君主。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女性身份在社会上被取消了,不再构成劣势,有过辉煌统治时期的女王,其耀眼程度无比地高于杰出的国王。宗教也经历同样的变化: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圣德肋撒是超越一切生理条件的圣洁灵魂;她们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她们的行动和著述,升至很少有男人达到的高度。我们有权设想,其他女人不能青史留名,是因为她们被禁锢在自身的境况中。她们只能以否定的或者间接的方式干预生活。犹滴、夏洛特·柯黛、薇拉·查苏利奇进行暗杀;投石党的女活动家进行密谋;在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中,女人与男人并肩战斗,反对既存秩序;既然这种自由不意味着权利,也不带来权力,那就允许女人强硬地拒绝和反抗,但禁止她参与积极的建设;至多她成功地通过迂回的道路干预男人的事业。阿斯帕西娅、德·曼特农夫人、于尔森王妃,是别人言听计从的女顾问,还必须有人愿意听取她们的意见。当男人说服女人她是最出色的时,他们是有意夸大这些影响的广度;然而事实上,凡是开始具体行动时,女人的声音便沉默了;她们可以挑起战争,却不能为一场战役出谋划策;她们只有在政治限于搞阴谋时,才能左右政治,真正控制世界的权力从来不在女人手里;她们既没有对技术发展也没有对经济变革采取过行动,她们既没有缔造也没有毁灭过国家,她们没有发现新大陆。某些事件是由她们掀起的,可是她们大半是借口,而不是经手人。卢克雷蒂娅的自杀只有象征价值。被压迫者可以当做牺牲品;在基督教徒受迫害的时期,在社会或国家崩溃之后,女人扮演了这种证人的角色;但是牺牲者从来改变不了世界面貌。甚至妇女的游行和主动精神,也只有在男人决定让它们有效地延续下去时才具有价值。在斯陀夫人周围组织起来的美国女人,激烈地掀起反对奴隶制的舆论,然而南北战争的真正起因不是情感方面的。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的“妇女节”也许加速了俄国革命,不过它只是一个讯号。大多数女英雄都是属于古怪类型的:女冒险家、特立独行的女人,是由于她们命运的特殊性,而不是由于她们行动的重要性才显得与众不同的;因此,贞德、罗兰夫人、弗洛拉·特里斯坦,如果人们把她们与黎塞留、丹东、列宁相比,就会看到,她们的伟大主要是主观性的,这是典范的形象,而不是历史的经手人。伟大人物从群众中产生,他被时势载着走,可妇女群众处在历史的边缘,对她们每一个人来说,时势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跳板。为了改变世界面貌,首先必须牢牢地扎根在其中,但牢牢地扎根在社会中的女人,却是屈从于社会的女人;除非被神力选中——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表现出和男人一样能干——雄心勃勃的女人、女英雄都是怪人。女人直到开始感到自身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才出现了像罗莎·卢森堡、居里夫人这样的例子。她们光辉地表明,不是女人的低下决定了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而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使她们注定了低下。

左右着女人目前状况的事实是,在正在成形的新文明中还残存着最古老传统的痼弊。这正是那些匆匆做出判断的观察家不了解的情况,他们认为女人不能胜任今日摆在她们面前的机会,或者在这些机会中只看到危险的诱惑。真相是女人的处境正失去平衡,正因此,女人很难适应。是给女人敞开了工厂、办公室、院系的大门,但是,人们继续认为,对女人来说,结婚是最体面的生涯,能使女人完全不用参与集体生活。就像在原始文明中,做爱是她有权让人或多或少直接付费的一种服务。除了在苏联,到处都允许现代女人把自己的身体看做一笔可以利用的资本。卖淫是被容忍的,卖弄色相受到鼓励。允许已婚女人受丈夫供养;再者,她拥有比单身女人更高的社会尊严。风俗不准单身女人拥有与单身男人同样的性自由,特别是她几乎被禁止生育,未婚母亲是丑闻的对象。灰姑娘的传说怎会不保留它的全部价值呢?一切都仍然在鼓励少女期待从“白马王子”那里获得财富和幸福,而不是独自尝试困难而不一定成功的征服。特别是,她可以期望依仗他进入高于她的阶层,这个奇迹是她工作一辈子也不能带来的。但这样一种希冀是有害的,因为它将她的力量和利益分割开来;这种分割对女人来说兴许是最严重的障碍。父母抚养女儿是为了让她结婚,他们并不想鼓励她的个人发展;她在婚姻中看到那么多的利益,以至她本人希望结婚;这就使得她往往不如她的兄弟们受到那么多的专业训练,受到那么扎实的培养,她不是那么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职业中;由此,她注定要处于低下的地位;恶性循环形成了:这种低下加强了她要找到一个丈夫的愿望。凡是利益背面总有负担;但如果负担太严重,利益就无异于束缚;今日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工作是一种讨厌的徭役,对女人来说,这种徭役没有使她得到具体社会尊严、作风自由、经济独立的补偿;十分自然的是,大量女工和女职员只把劳动的权利看做一种义务,结婚才能使她们从这种义务中解脱出来。由于她意识到自身,也由于她可以通过工作摆脱婚姻,她也不肯顺从地接受婚姻的隶属关系。她期待兼顾家庭生活与职业不需要她使出累人的绝招。即使在这时候,只要还存在便利的诱惑——由于对某些人有利的经济不平等和承认女人拥有向这些享有特权者出卖自身的权利——她仍然需要做出比男人更大的精神努力,去选择获得独立的道路。人们不是很明白,诱惑也是障碍,甚至是最危险的障碍之一。这里,诱惑双倍加大了欺骗性,因为美满婚事的彩票中只有千分之一的中奖者。眼下这个时代鼓励女人,甚至逼迫她们工作,但在她们的眼中闪耀出逍遥和欢乐的天堂,时代颂扬处于那些被束缚在人间的女人之上的中奖者。

要描绘一种神话总是很难的;它不让人把握,也不让人勾勒轮廓,它纠缠着意识,却不让自身作为凝固的东西摆在意识面前。它如此变化无常和矛盾,以致人们一开始无法觉察它是统一的:大利拉和犹滴,阿斯帕西娅和卢克雷蒂娅,潘朵拉和雅典娜,女人同时是夏娃和圣母马利亚。她是一个偶像、一个女仆、生命的源泉、黑暗的势力;她是沉默真理,她是诡计、多嘴多舌、谎言;她是医者,又是女巫;她是男人的猎物,她是他的不幸,她是他没有和想拥有的一切,是他的否定和存在理由。

但是,男人身上对肉体状态的反叛更为常见;他将自己看成一个失势的神;他的不幸是,从光辉的、秩序井然的天上,掉到母腹的混沌黑暗中。他期待从中认出自己的这团火、这股主动而纯粹的气息,被女人禁闭在烂泥里。他期望自己像纯粹的概念,像一、一切、绝对精神一样必然;他感到自己被关在一个狭小的身体里,关在一个不是他所选择的时空里,他没有被召唤到那里,一无用处,笨重,荒诞。肉体的偶然性,这就是他的存在本身的偶然性,他要在孤单中,在无法证明其合理的无偿性中忍受这种偶然性。这也必然置他于死地。在子宫(就像坟墓一样神秘和封闭的子宫)里成形的这种颤动的胶质,太容易令人想起腐尸柔软的黏滞性,以致他不会不带着战栗转过头去。但凡生命正在形成的地方,萌芽、发酵,都会引起厌恶,因为它是在分崩离析中成形的;黏性的胚胎开始了一个周期,这个周期要在死亡的腐烂中结束。因为人厌恶无偿性和死亡,所以厌恶被生出来;人想否认自己的动物性关系;残忍的大自然凭借出生这一事实控制着人类。在原始人身上,分娩受到最严格的禁忌包围,分娩受到最严格的禁忌包围,特别是,应该仔细地烧掉胎盘,或者把胎盘扔到海里去,因为任何获得胎盘的人,都会把新生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形成胎儿的这种物质,是胎儿附属性的标志;消灭了胎盘,就让个体摆脱活的黏稠物质,实现自主。生孩子的污物溅到母亲身上。

一个青年和他的同学们一起散步时,遇到他的母亲、姐妹们、他家的某个女人,便感到窘迫,脸涨得通红,这是因为她们的在场使他想起他力图逃离的内在性区域;这暴露了他力图摆脱的根底。当母亲抱吻小男孩,爱抚他时,他的恼怒具有同样的意义,他否认家庭、母亲、母亲的怀抱。他想像雅典娜一样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刀枪不入,出现在成人的世界上。被怀上,被生出来,这是压在他的命运之上的诅咒,不洁玷污他的存在。这是他的死亡的预告。崇拜生育总是与崇拜死人联结在一起。大地——母亲把她的孩子们的骸骨埋葬在她的怀抱里。是女人——帕耳开和摩伊赖——在纺织人的命运,但也是她们切断这些线。在大多数民间故事中,死神是女人,为死者哭泣也属于女人的事,因为死亡是她们的作品。

因此,女人——母亲有一副黑暗的脸,因为她是混沌,一切从那里产生,有朝一日一切又回到那里;她是虚无。在黑夜中,日光显示的世界的各种面貌互相混同,封闭在物质的一般性和不透明中的精神之夜、睡眠和虚无之夜中。在大海的中心笼罩着黑夜,女人是古代航行者恐惧的Mare tenebrarum;在大地的深处是黑夜。人受到沉入这黑夜的威胁,它是生殖力的反面,使人恐惧。人渴望天空、亮光、阳光灿烂的峰顶、蓝天纯粹而晶莹的寒冷;在人的脚下,有一个潮湿的、热烘烘的、幽暗的、时刻准备逮住人的深渊;许多传说告诉我们,英雄重新陷入母性的黑暗中:岩洞、深渊、地狱,万劫不复。

在一切文明中,直到今日,女人仍然让男人恐惧,这是对他投射在她身上的、自己肉体的偶然性的恐惧。未到青春期的小姑娘不包含威胁,她不是任何禁忌的对象,不具有任何神圣性。在许多原始社会中,她的性别本身显得是无邪的,从童年开始,允许男孩子和姑娘玩色情游戏。从女人能生育之日起,她变得不纯洁。人们经常描绘原始社会中,小姑娘初潮之日围绕着她的严厉禁忌,甚至在女人受到特别重视的埃及,她在来月经期间要受到禁闭。往往让她待在屋顶上,把她打发到村子范围之外的小屋中,既不能去看她,也不得触摸她,更有甚者,她不能用自己的手触摸自己;在捉蚤子成为家常便饭的民族中,人们交给她一根小棍子,她可以用来给自己搔痒;她不应该用手指去碰食物;有时,她被完全禁止吃东西;还有的时候,母亲和姐妹可以用一个工具喂她进食;但是,凡是在这期间同她接触过的东西都应该烧掉。通过这第一次考验,月经禁忌就不那么严厉了,不过,禁忌还是严格的。在’利未记’中尤其可以看到:“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摸她床的……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这篇文字与谈到漏症在男人身上产生的不洁恰好是对应的。净化的祭品在两种情况下是相同的。必须要有七天时间来排出月经,而且要带着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到祭司那里,他会把它们献给神。需要指出的是,在母权制社会,在母权制社会,与月经相连的效力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月经使社会活动瘫痪,摧毁生命活力,使花朵憔悴,使果实掉落下来;可是它也有好效果:月经用在春药和治疗中,特别用来医治割破的伤口和瘀血。直到今日,有些印第安人出发去攻打常常光顾河边的怪兽时,在船头放上沾满月经血污的纤维团,因为流出的血对他们超自然的敌人是不祥的。某些希腊城邦的少女把沾上她们初潮鲜血的布送到阿斯塔特的神庙去敬奉。但是,自从父权制产生以来,就只认为女性身上流出的可疑液体是不祥的。普林尼在’博物史’中说:“来月经的女人会糟蹋庄稼,使园子凋零,扼杀胚芽,使果实落地,杀死蜜蜂;如果她碰到酒,酒就变成醋;奶会变酸……”

这些信念强有力地延续到今日。一八七八年,英国医学协会的一个成员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学术报告,文章中宣称:“肉一旦被来月经的妇女碰过以后就要腐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说自己经历过两个火腿在这样的情况下变质的案例。本世纪初,在法国北部的制糖厂里,有条规定禁止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称做“curse”、“灾祸”的东西触及的妇女进入工厂,因为糖会变黑。在西贡,鸦片工厂里不用女工,由于月经的关系,鸦片会变苦。这些信念在法国的许多农村地区还残存着。所有的厨娘都知道,如果她来月经,或者只不过面对一个来月经的女人,就不可能做成蛋黄酱。最近在安茹,有一个老园丁把当年收获的苹果酒存放在食物贮藏室里,写信告诉主人说:“必须要求家中的年轻太太和女宾在每月的某几天不要穿过食物贮藏室,她们会妨碍苹果酒发酵。”厨娘了解到这封信的内容后,耸耸肩说:“这从来没有妨碍过苹果酒发酵,这仅仅对肥肉不好,不能在一个来月经的女人面前腌肉,肉会腐烂。”

作为复杂的体内炼金术的结果,这种女人要忍受的周期性出血,奇特地与月亮的周期一致,而月亮也是危险地反复无常的。女人参与这种可怕的齿轮传动,它控制着行星和太阳运行,女人是制约星辰、潮汐命运的宇宙力量的猎物,男人要忍受她令人不安的辐射。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月经的出血与变质的奶油、不凝结的蛋黄酱、发酵、解体的概念相连;还有人认为,这血很可能引起易碎物质破裂;它可能使小提琴和竖琴的琴弦断裂;但它尤其对有机物质有影响,介于物质和生命中间;这并非由于它是血,而是因为它是从生殖器官中流出来的;人们甚至并不了解它准确的作用,就知道它与生命的孕育相连,古人不知道卵巢的存在,竟然在月经中看到精液的补充物。事实上,并非这血使女人变成不洁,更确切地说,它彰显出不洁;它出现在女人可能受孕的时候;等到它消失了,女人一般来说再次变得不孕;它从胎儿成形的肚子中喷射而出。通过它,表达了男人对女性生育所感到的恐惧。

男性在恐惧和欲望之间、在担心被不可控制的力量占有和攫取这些力量的意愿之间的犹豫不决,鲜明地表现在童贞的神话中。男性时而惧怕它,时而期待或者甚至苛求它,它好像女性神秘最完美的形式;于是,它同时成了女性神秘最令人不安和最迷惑人的表现。根据男人感到自己被包围的力量压倒,或者根据他骄傲地自认为能够吞并这些力量,他拒绝或者要求他的妻子嫁给他时是处女。在最原始的社会中,女人的能力受到颂扬,恐惧占了上风;女人在新婚之夜最好不是处女。马可·波罗关于西藏人是这样断言的:“他们之中谁也不愿意娶一个可能是处女的姑娘做妻子。”人们有时以理性的方式解释这种拒绝:男人不愿意要一个没有挑起过男人性欲的妻子。阿拉伯地理学家贝克里谈到斯拉夫人时说:“如果一个男人结婚时发现他的妻子是处女,他便对她说:‘如果你有点价值,男人就会爱上你,就会有一个人夺走你的童贞。’”然后他把她赶走和休掉。有人甚至认为,有些原始人只接受同一个已经是母亲、表现出她有生育能力的女人结婚。但是,不要处女为妻的习俗流传如此广泛的真正原因是神秘的。有些民族设想,在阴道里有一条蛇,在处女膜破裂时会咬丈夫;人们赋予童贞的血以可怕的功能,认为它与经血相似,也能够毁灭男性的活力。这些意象表明了如下观点,即女性本原如果原封不动的话,就更有力量,包含更大的威胁。有时候,不会出现非处女的问题,例如,在马林诺夫斯基描绘的土著人中,由于性行为从童年起就被允许,因此姑娘绝对不是处女。有时,母亲、姐姐或者某个收生婆有步骤地破坏小姑娘的童贞,在她的整个童年时期,扩大阴道口。也有时破坏童贞是在青春期由女人们用一根棍子、一块骨头、一块石头进行的,仅仅被当做外科手术看待。在其他部落,小姑娘到了青春期,要屈从于一次野蛮的秘密祭礼:男人们把她拖出村外,用工具破坏她的童贞,或者奸污她。最常见的仪式之一是把处女提供给过路的异乡人,要么认为他们对于“神力”没有反应,这种“神力”只对部落的男性有危险;要么不在乎不幸会落在他们身上。更常见的是,祭司、医生、酋长,或者部落首领,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夜破坏未婚妻的童贞;在马拉巴尔海岸,婆罗门负责做这种事,看起来他们并无乐趣,却要求巨额报酬。众所周知,凡是神圣的东西对不信教的人都是危险的,而祝圣的人却能运用而没有危险,因此可以理解,祭司和首领能够驯服邪恶的力量,而丈夫应该对这种力量加以防范。在罗马,这类习俗只留下一种象征性的仪式,人们让未婚妻坐在一个普里阿普斯石像的生殖器上,这有双重目的:提高生殖力,并且消耗她身上过于强有力、因而甚至有害的流体。丈夫还用其他方法来自卫:他亲自破坏处女的童贞,但这必须与保护他不受侵害的仪式同时进行,比如,他当着全村人的面,用一根棍子或一块骨头来做。在萨摩亚,他事先用白布裹在手指上,再把沾上血迹的碎布片分发给与会者。有时,男人也被允许以正常方式破坏妻子的童贞,但是三天内不能在她身上射精,避免受精的胚胎被处女膜的血玷污。

神圣与否的分别常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处女血在不那么原始的社会中变成一种吉利的象征。在法国,还有些村庄,婚礼后的早晨,要在亲朋好友面前展示带血的床单。这是因为在父权制中男人变成了妻子的主人;在动物中使人害怕的特点,或者未被驯服的因素,对懂得驯养的主人来说,则变成宝贵的特点。男人把野马的暴烈、雷霆和瀑布的万钧之力变成使他兴旺的工具。因此,他希望把妻子整个原封未动归为己有。在强加给少女的关于德行的禁令中,理性的动因无疑起着作用,就像妻子的贞洁一样,未婚妻的纯洁是必要的,为的是不让父亲有任何危险将自己的财产遗留给外人的孩子。可是,当男人把妻子看做自己的个人财产时,就更直接地要求女人保持童贞。首先,积极地实现占有这一概念总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永远也拥有不了什么,也拥有不了任何人;因此便企图以否定的方式来实现;确定财产属于自己的最稳妥方式,就是阻止别人享用它。其次,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从来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更加令人渴望了。于是,征服就显现为独一无二的、绝对的事。处女地总是吸引着探险者;每年登山运动员为了想闯入无人踏足过的一座山,甚至仅仅想在山坡上开辟一条新路,都会付出生命代价;好奇的人冒生命危险,下到从来没有探测过的岩洞底部。人们已经驯服的东西,变成一个工具;从根底被切断,就失去最深邃的品质,而未被征服的湍流比公共喷泉的水包含更多的希望。一个处女的身体有着暗泉的清新,有着清晨含苞欲放的花冠的毛绒绒,就像阳光还没有抚摸过的珍珠般的东方。岩洞、神庙、殿堂、秘密的花园,犹如孩子那样,男人被任何意识都从没有触动过的、暗影幢幢和封闭的地方所迷惑,这个地方正期待着被赋予灵魂,如果他是唯一一个去抓住和深入这些东西的人,他觉得事实上是他创造了它。再说,一切欲望所追逐的目的之一,就是享用激起他欲望的、招引他去毁灭的东西。比起插入时让处女膜完好无损,男人破坏处女膜对女性身体的占有方式更为亲密;在这种不可逆转的行动中,他毫不含糊地把女人身体变成一个被动的东西,他确定了对它的占有。这意义非常准确地表现在骑士的传说里:他在荆棘丛生的灌木中艰难地开辟一条道路,为的是采摘一朵没有人闻过的玫瑰;他不仅发现了它,而且折断了花茎,于是他征服了它。形象是如此清晰,在民间语言中,用“摘花”来比喻占有一个女人,就意味着毁掉她的童贞,“破坏童贞”这个“破坏童贞”这个词即来源于此。

但是,只有童贞和青春联系起来,才具有这种性的吸引力,否则,神秘就会重新变得令人不安了。今日,许多男人面对时间拖得过长的处女感到厌恶;将“老姑娘”看成尖酸刻薄的恶女人,不仅仅是出于心理原因。诅咒是在她们的肉体本身,这个肉体不对任何主体构成客体,任何欲望也没有对它发生兴趣,在男人的世界里找不到一席之地就开放和憔悴了;它脱离了自身命运,变成一个古怪的东西,就像一个无法与人交流思想的疯子那样令人不安。有一个四十岁的女人,风韵犹存,但被推定为处女,我听到过一个男人粗野地说她:“里面布满了蜘蛛网……”确实,无人问津、毫无用处的地窖和阁楼,充满了不干净的神秘;幽灵乐意光顾那里;被人抛弃的房子,变成精灵的住地。除非女子的童贞献给一位天神,否则人们会认为她要同魔鬼成亲。男人控制不了的处女,摆脱了男人力量的老女人,比其他女人更容易被看做女巫;因为女人的命运注定属于另一个人,如果她没有被男人的枷锁套住,她就准备接受魔鬼的枷锁。

新嫁娘通过破坏童贞的仪式被驱魔,或者相反,因她的童贞获得净化,可以被看做令人垂青的猎物。情人抱吻她,是期望占有生活的所有财富。她是整个动物界,整个人间的植物界:瞪羚、母鹿、百合和玫瑰、毛茸茸的桃子、香喷喷的覆盆子;她是宝石、贝壳、玛瑙、珍珠、丝绸、天蓝色、泉水的清洌、空气、火焰、大地和水。东方和西方所有的诗人都把女人的身体变成鲜花、果实、鸟儿。

在大海中,在高山上,他者可以像在女人身上一样完美地体现出来;它们以同样被动和意料不到的反抗对付男人,使他能够自我实现;它们是一种要克服的拒绝行为,一个要占有的猎物。如果大海和高山是女人,这是因为女人对情人来说,也是大海和高山。

但是,并非随便哪个女人都能在男人和世界之间充当中介;男人并不满足于在他的女伴身上找到他自己的性器官的补充器官。她必须体现生命神奇的快乐,同时遮盖生活混沌的神秘。因此,男人首先要求她年轻和健康,因为男人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抱在怀里,只有当他忘记死亡寓于一切生命中,他才能对此感到入迷。他还要进一步期望:意中人是美丽的。女性美的理想是多变的,但是某些要求是持续不变的,既然女人的命运是被占有,就必须让她的身体具有物品那种惰性的、被动的性质。男性美是身体对活动职能的适应,是力量、敏捷、灵活,表现出一种超越性,它激励肉体永远不应沉沦。只有在像斯巴达、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纳粹时期的德国这样的社会中,女性理想才是与男性理想对称的,这些社会将女人隶属于国家,而不是个人,只将女人看做母亲,决不给肉欲任何位置。但是,当女人被当做财产交给男人时,男人所要求的是,在她身上,肉体呈现出纯粹的人为性。她的身体不是作为主体性的发散,而是作为充满内在性的东西来看待的;这个身体不应该返回到世界的其余部分,它不应该给有别于自身的另一事物提供希望,它应当遏止欲望。这种要求最幼稚的形式,就是霍屯督人欣慕的臀部过肥的维纳斯的那种理想的模样,臀部是身体上神经分布最少的部分,那部分肉体就像没有用途的既定。东方人对肥胖女人的爱好属于同一类型;他们喜欢这种荒诞的过分的脂肪增多,这决不是由任何计划引起的,除存在于此没有其他意义。即使在感觉更敏锐的文明中(形式与和谐的概念已经渗入那里),乳房和臀部由于发育的无偿性和偶然性,仍然是有特殊意义的东西。习俗和时尚往往致力于将女人的身体同她的超越性隔绝开来:裹脚的中国女人几乎不能走路,好莱坞女明星精心护理的指甲使她失去她的手,高跟鞋、女用紧身褡、裙环、裙撑、有衬架支撑的女裙,与其说是用来强调女性身体的曲线,不如说是用来增加肢体的不灵便。因肥胖而变得笨重,或者相反,瘦得面色苍白,寸步难行,因不合适的衣服和礼仪而难以行动,正是这时,在男人看来,这身体就像属于他的东西。涂脂抹粉、首饰也使身体和脸僵化。首饰的作用十分复杂,在有些原始人看来,它有一种神圣的性质,但它最通常的作用是把女人变成偶像。这是具有两重性的偶像:男人希望她肉感,她的美属于花朵和果实的美;而她也应该像宝石一样是平滑的,、坚硬的、永恒的。首饰的作用是同时让她更密切地属于自然和使她摆脱自然,这是将人为的凝固的必要性赋予活生生的生命。女人使自己变成植物、豹子、钻石、珍珠,将花朵、皮裘、宝石、贝壳、羽毛和她的身体混合起来;她使自己变得香气扑鼻,像玫瑰和百合一样散发出芬芳,但羽毛、丝绸、珍珠和香水也用来掩盖她的肉体和气味的动物似的粗俗特点。她涂口红,搽胭脂,给予它们面具似的一动不动的牢固;她的目光,她使之约束在厚厚的眼线和睫毛膏中,只剩下眼睛的闪烁装饰;她的头发扎成辫子,烫成小卷,像雕塑般优美,失去了令人不安的植物性的神秘。在打扮过的女人身上,自然虽然在场,但是被一种人的意愿俘虏了,按照男人的欲望被重新塑造了。一个女人,自然在她身上越充分地展现魅力、受到越严格的控制,她就越发秀色可餐,“精心修饰的”女人总是理想的肉欲对象。对更自然的美的爱好,往往只是精心打扮的一种似是而非的形式。雷米·德·古尔蒙希望女人头发飘拂,像溪水和牧场的草一样自由自在,但要在维罗尼卡·莱克的发型上,而不是在真正任其处于自然状态的蓬乱头发上,才能有抚摸水波和麦浪之感。一个女人越年轻健康,她的有光泽的处女身看来越是具有永恒的清新,矫揉造作对她越是没有用,但必须对男人隐瞒他拥抱的这个猎物的肉体弱点以及威胁着它的衰退。这也是因为男人惧怕女人的偶然命运,因为他梦想她是不变的,必然的,所以他在她脸上、躯体和腿上寻找某种概念的正确。在原始民族中,这一概念仅仅是大众典型的完美呈现:厚嘴唇、扁鼻子的种族塑造出厚嘴唇、扁鼻子的维纳斯;后来,人们将更复杂的审美标准用于女人。无论如何,一个女人的脸型和比例越是和谐,她就越是获得男人的欢心,因为她好像摆脱了自然事物的变形。这样就导致古怪的悖论:男人期待在女人身上把握自然,不过是改变了的自然,便将女人推到矫揉造作中。女人不仅是自然的,而且同样是反自然的,这不仅是在用电烫发、用蜡脱毛、用乳胶紧身带的文明中,而且也是在头顶托盘的女黑人的国度中,在中国和地球上的所有地方。斯威夫特在有名的’西莉亚颂’中揭露过这种弄虚作假;他带着厌恶描绘卖俏女人的用具,又带着厌恶请人注意她的身体动物般的顺从;他表示愤慨是错上加错,因为男人既希望女人是动物和植物,又希望她隐藏在人造的盔甲后面;他喜欢她从水波中和从一间时装店中出来,赤身裸体又穿着衣服,在衣服下面光着身子,正像他在人类世界中遇到的她那样。城市人在女人身上寻找动物性,但对服兵役的年轻农民来说,妓院体现了城市的全部魅力。女人是田野和牧场,但她也是巴比伦。

妻子本身是一个危险的猎物。在从水波中出现、像水沫般鲜活、像收获的庄稼般金黄的维纳斯身上,得墨忒耳得以继续存在;男人通过从女人身上得到的享受,将她占为己有,也在她身上唤醒还混沌不清的生育能力;他插入的和生育孩子的是同一器官。因此,在一切社会中,男人受到那么多的禁忌保护,对付女性的威胁。反过来则不同,女人没有什么要害怕男人,男人的性器官被看做是世俗的。男性生殖器可以提高到神的尊严地位,但在对它的崇拜中,没有加入任何恐惧因素,而在日常生活中,女人用不着从神秘主义角度上防备它;它对她来说仅仅是有利的。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许多母权制社会中,性关系十分自由,但这仅仅是在女人的童年时期、青春初期,这时性交还没有与生育的概念相连。马林诺夫斯基有点惊讶地叙述,一起自由地睡在“单身者之家”的年轻人,主动表达他们的爱情,这是因为未婚姑娘被看做不能生孩子,而性行为只是一种平静的世俗的乐趣。相反,她一旦结婚,丈夫就不应该再给她任何公开的爱的表示,他不应该碰触她,一切对他们亲密关系的暗示都是渎神的,这是因为这时她已经具有母亲的可怕本质,性交变成了神圣的行为。此后,性交被禁忌包围,行动要格外小心。耕地、播种和种植时,禁止性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愿意让生殖力浪费在性交中,生殖力对庄稼丰收,因而对共同体的财产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出于对与生育有关的能力的尊重,人们下令要节欲。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禁欲保护着丈夫的生殖力;当男人出发去捕鱼、打猎,尤其准备去打仗时,实行禁欲;在同女人结合时,男性本原被削弱了,因此,每当他需要使用全部体力时,他必须避免与女人结合。人们寻思,男人对女人感到的恐惧是否来自一般而言性带来的恐惧,或者相反。人们看到,特别在’利未记’中,遗精被看做一种耻辱,虽然女人没有参与。在我们现代社会,手淫被看做一种危险和罪过,许多沉浸其中的孩子和年轻人,这样做时会感到可怕的焦虑。社会的干预,特别是父母的干预,使这种孤独的乐趣成为一种恶习,可是,不止一个年轻小伙子本能地受到开头几次射精的惊吓,流血或者射出精液,凡是他自身的物质的排泄都令他不安,是他的生命、他的“神力”离他而去。然而,即使主观上一个男人可以在女人不在场的情况下经历肉欲的体验,客观上,女人还是牵连到他的性欲中,正如柏拉图在两性人的神话中所说的,男性的机体也预示了女人的机体。他在发现自己的性器官的同时,也发现了女人,即令她没有在肉体上,也没有在想象中委身于他;反过来,女人在作为性的象征时是可怕的。人们永远不能把生命经验的内在一面同超越的一面分开:我所害怕或者期待的,总是我自己的存在的一个化身,但是任何东西只有通过不是我的东西才能到达我身上。非我与遗精相连,与阴茎勃起相连,如果不是以女人的准确形象,至少作为自然和生命出现,个体感到被外来的魔力控制。因此,他对女人的感情的双重性也出现在他对自己的性器官的态度上:他为此而骄傲,他嘲笑它,他感到羞耻。小男孩挑战似的将他的阴茎与他的伙伴们的阴茎相比;它的第一次勃起令他骄傲,同时又使他害怕。男人让人把他的性器官看做超越性和力量的象征;他同时从横纹肌中和从一种魔力中引以为荣,这是一种自由,充满了自由向往的既定的全部偶然性;他正是受到这种矛盾的外表迷惑;不过他怀疑是圈套;他以为通过这个器官自我确立,这个器官却不服从他;它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难受,意想不到地勃起,有时是在梦中卸除负担,表现出一种可疑的、任性的生命力。男人以为使精神战胜生命,使主动战胜被动;他的意识让自然保持距离,他的意志则改变自然,但是在性器官的形象中,他重新找到生命、自然和被动。叔本华写道:“性器官是意志的真正中心,其相反的一极是大脑。”他所称为意志的东西,是对生命的依恋,是痛苦和死亡,而大脑是思想,它在呈现生命的同时也摆脱生命,性羞耻,据他看来,就是我们在对肉欲愚蠢的迷恋面前感到的羞耻。即使人们拒绝他的理论固有的悲观主义,他在性器官——大脑的对立中看到人的二元性表现是对的。人作为主体,确定世界,他待在自己确定的世界之外,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主宰;如果他把自己把握为肉体,把握为性器官,他就不再是自主的意识,透明的自由,他介入世界,就是一个有限的、要消亡的客体。无疑生育行为超越了身体的界限,但在同一时刻,它又设立这些界限。作为生殖之父的阴茎,与母体的子宫是对称的;男人来自女人肚子里受到供养的胚胎,本身又是胚胎的承载者,通过这一给予生命的种子,他自己的生命否认自身。黑格尔说:“孩子的出生,是父母的死亡。”射精是死亡的许诺,它确定了物种,与个体对立;性器官的存在及其主动性否定了主体引以为荣的特殊性。这样用生命否定精神,使性器官成为耻辱的对象。男人在把男性生殖器看做超越性和主动性,看做将他者变为己有的方式的情况下,颂扬男性生殖器;而当他在其中只看到一个被动的肉体,因为这肉体,他成为生命看不见的力量的玩偶时,他又对生殖器感到羞耻。这种羞耻会隐藏在讽刺中。他人的性器官很容易引起笑声;由于阴茎勃起模仿一种自然的动作,却并非自愿,所以常常显得可笑;生殖器官一旦显露,一旦提及,就引起快乐。马林诺夫斯基叙述,在和他一起生活的野蛮人中,只要一说出这些“可耻部分”的名字,就会引起抑制不住的笑声;许多粗俗的玩笑,都仅仅是些基本的文字游戏。在有些原始人中,在给园子锄草的日子里,女人有权残暴地侵害任何一个冒冒失失闯进村子的外来人;她们往往群起而攻之,把他打得半死,部落的男人嘲笑这种业绩;经过这种侵害,受害者成为被动的依附性的肉体;他被女人占有了,而且通过她们,被她们的丈夫占有了;而在正常的性交中,男人却想确立自己为占有者。

正是在这时,他将最为明显地体会到他的肉体处境的两重性。只有在他的性行为成为将他者据为己有的方式,他才能骄傲地承担它,而这个占有的梦想只会导致失败。在真正占有时,他者作为他者消失了,被消耗和被毁灭了,只有’一千零一夜’中的苏丹才有权在黎明把他的妃子从他的床上拉走,砍下她们的头颅;女人在与男人的交欢以后活下来,甚至由此而摆脱他;一旦他松开双臂,他的猎物便又与他格格不入;她变得崭新、原封不动、随时准备让一个新情人以同样短暂的方式占有。男性的梦想之一是给女人“打上烙印”,使她永远属于自己,但最狂妄的人也知道,最后只剩回忆,最热烈的意象同感受相比也显得冷冰冰。全部文学都揭示了这一失败。人们将这失败归因于女人,称她朝三暮四、水性杨花,因为她的身体使她注定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男人,而不是属于一个特定的男人。她的背叛格外忘恩负义,是她把情人变成一个猎物。只有一个身体能够接触另一个身体;男人只有在自身变为肉体时,才能控制被觊觎的肉体;夏娃被献给亚当,是为了让他在她身上完成他的超越性,她却把他带到内在性的黑夜里;母亲为儿子创造了这黑暗的子宫,他却想逃避,情妇又在快感的昏眩中,在他周围重新封闭子宫不透明的黏壁。他想占有,却被占有。气味、潮湿、疲惫、无聊,全部文学描绘了成为肉体的意识的这种沮丧的激情。往往包含着厌恶的欲望,得到满足时,便又返回厌恶。“Post coïtum homo animal triste.”“肉体是忧郁的。”然而,甚至在情人的怀里,男人也没有找到最终的平静。不久,欲望又在他身上产生了,往往这不是对一般女人的欲望,而是对这个特定女人的欲望。她于是具有特别令人不安的力量。因为在他自己的体内,男人感到性欲需要,就像一种与饥饿或者干渴类似、并无特定对象的一般需要,把他依附于这个特定女人的身体的联系,是由他者铸造的。这是一种神秘的联系,就像他的根基就在其中的、不纯洁的、生殖力强的腹部,这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它是有魔力的。在连载小说中,女人被描绘成巫婆、魔法师,她迷惑男人,用魔法蛊惑男人,这类小说的陈词滥调,反映了最古老的和最有普遍性的神话。女人注定懂魔法。阿兰说,魔法就是事物中拖曳着的精神;当一个行动不是来自原动力,而是来自被动性时,它就是有魔力的;准确地说,男人总是把女人看做既定的内在性;她收获庄稼和生育孩子,并不是通过她的意志产生的行为;她不是主体、超越性、创造力,而是载满流体的客体。在男人崇拜这种神秘性的社会里,女人由于这些品质,与崇拜相连,被尊为女祭司;当男人为了让社会战胜自然,让理智战胜生命,让意志战胜惰性既定而斗争时,女人于是被看做女巫。大家知道区分祭司和巫师的不同:前者以所有成员的名义,为共同体的利益,与神灵和法律取得一致,控制和引导他所驾驭的力量;巫师在社会之外活动,按照自己的情感,违背神和法律。然而,女人没有完全融入男人的世界;作为他者,她与男人是对立的;很自然,她运用自身掌握的力量,不是为了让超越性的影响贯穿人类共同体而扩展到未来,而是由于被分开,被对立,要把男人带往分离的孤独和内在性的黑暗中。她是海妖,她的歌声引诱水手撞上暗礁;她是把自己的情人们变成牲畜的喀耳刻,是吸引钓鱼者沉到池塘底部的水精。被她的魅力俘虏的男人再也没有意志,再也没有计划,再也没有未来;他不再是公民,而是受自己欲望奴役的肉体,他从共同体中被勾销了,关在一刹那中,被动地被快感的折磨束缚住;邪恶的女巫师以情欲对抗责任,以现时对抗时间的总体,她把旅行者留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她倾泻遗忘。在千方百计将他者据为己有的同时,男人必须仍然是他自己;在无法占有的失败中,他力图变成这个他无法与之结合的他者;于是他异化了,迷失了,喝下春药,变成异于自身的人,他沉没到致人死亡的水流之底。母亲在给儿子生命的同时,又注定他死亡;恋女使情郎舍弃生命,投身于长眠。这种将爱情与死亡相结合的联系,在特里斯坦的传说中得到动人的表现,但它具有更原始的真理。男人从肉体中生出,作为肉体在爱情中自我完成,而肉体是许诺给坟墓的。由此,证实了女人与死亡的联盟;巨大的收割机的形象与使麦穗生长的繁殖力的形象截然相反。可是它也显得像可怕的新嫁娘,她的骨架在骗人的柔软肉体中显现。

因此,男人在作为情人或母亲的女人身上首先热爱和憎恨的东西,是她动物性的命运的凝固形象,是她的存在必不可少、却又注定她有限的和死亡的生命。从他出生那一日起,男人便开始迈向死亡,这是母亲体现的真理。在繁衍时,他便相对于物种确立自身,这是他在妻子的怀里学到的东西;在骚动和快感中,甚至在繁殖之前,他忘却了特殊的自我。虽然他想加以分辨,但他在这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身上只找到一个显著的事实:她的肉体。他一面希望尊敬他的母亲,渴望他的情妇,一面在厌恶和恐惧中反抗她们。

有一篇含义丰富的文字,我们从中找到几乎所有神话的综合,这就是让—里夏尔·布洛克在‘库尔德之夜’中描绘年轻的萨德同比他年长许多、但风韵犹存的一个女人在一座城市遭洗劫时的交欢:黑夜抹去了事物和感受的轮廓。他不再抱紧女人,将她靠在自己身上。他终于到达从世界肇始以来无尽的旅行的目的地。他逐渐消失在无限中,这无限在他周围不停地、无形地摇摆着。所有女人融合在一个巨大的、自我封闭的、像欲望一样阴沉沉的、像夏天一样灼热的国度……他带着惶恐,赞赏地认出封闭在女人身上的力量、像缎子一样伸展的长腿、像两座象牙山冈的膝盖。当他溯背脊光滑的轴心而上,经过腰,直到肩膀时,他觉得跑遍了支撑着世界的穹顶本身。而肚子使他不断想起一切生命产生和返回的有弹性和柔滑的海洋,它有着潮汐、天际、无边无际的表面,是隐居地中的隐居地。

这时,想戳破这美妙的外表,到它的美之源泉本身去的狂热抓住了他。一阵同时袭来的震荡使两人交缠在一起。女人只为了像土地一样裂开,为了向他露出她的内脏,为了充满意中人的情绪而存在。欢乐变成杀手。他们联合起来,像要向人捅一刀。……他,孤立的人,被割裂的人,被分离的人,被肢解的人,即将从自己的本质中喷射而出,摆脱他肉体的牢狱,终于连同物质和灵魂,滚到宇宙的物质之中。至今还没有被人感受过的最高幸福属于他,这是超越创造物的界限,将主体和客体、问题和答案融化在同一赞颂中,将一切非存在物合并到存在之中,通过最后的痉挛达到不可达到的王国的幸福。……琴弓的每一次来回,都在他掌握的宝贵乐器中唤醒越来越尖厉的颤栗。突然,最后一次痉挛使萨德脱离天穹,把他扔向地面和烂泥。

女人的欲望并没有得到满足,她把她的情人夹在大腿间,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欲望再生,于是,他觉得她像一种敌对的力量夺走他的男性生殖力,他一面重新占有她,一面深深地咬她的喉咙,把她杀死。这样,从母亲到情妇,到死亡,通过复杂的迂回曲折的周期循环又回到了原点。

根据男人强调肉欲这出戏剧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他有许多可以采取的态度。如果一个男人没有想到生命只有一次,如果他并不担忧他的特殊命运,如果他不怕死,他就会愉快地接受他的动物性。在穆斯林那里,由于社会的封建结构不允许求助于国家以反对家庭,由于宗教表达了这种文明的武士理想,直接将男人从属于死神,剥夺了女人的魔力,女人便被降到屈辱的状态,那个分分秒秒准备沉浸在穆罕默德的天堂飨宴中的男人,在人间有什么可恐惧的呢?于是男人可以安心地享用女人,用不着反对自身,也用不着反对女人。’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把女人看做跟水果、果酱、华美的蛋糕、香油一样的甜蜜欢乐的源泉。今天,在许多地中海沿岸的民族中,还可以找到这种追求感官享乐的态度:满足于一时,不追求不朽,南欧的男人透过天空和海洋的光辉,把握大自然奢华的一面,喜欢女人不厌其多;在传统上,他蔑视女人,不把她们当做人,在喜欢女人身体与喜欢沙和水之间不做大的区别;在她们身上和在他自己身上,他都感受不到对肉体的恐惧。在‘西西里的谈话’中,维多里尼带着平静的赞赏态度说是在七岁时发现了女人的裸体。希腊和罗马的理性思维证实了这种本能的态度。希腊的乐观主义哲学超越了毕达哥拉斯的善恶二元论,低等服从于高级,这样的观念对他是有用的,这种和谐的意识形态对肉体不表示任何敌意。个体转向概念的天空,或者转向城邦或国家,像No ν ς一样思索,或者作为公民以为克服了自身的动物状态,不管他沉湎于肉欲,还是奉行禁欲主义,女人即使稳固地融入男性社会也只有次要的地位。当然,理性主义从来都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肉欲体验在这些文明中保留双重性,礼仪、神话、文学即是明证。但女性的吸引力和危险却只以弱化的形式表现在其中。正是基督教使女人重新具有令人畏惧的威信:对另一性别的恐惧,在男人看来,是痛苦的意识被撕裂的表现。基督徒同自身分裂开来;肉体和灵魂、生命和精神彼此分离,原罪使身体变成灵魂的敌人;凡是肉体的爱慕都显得邪恶。人通过基督的赎罪,转向天堂,才能得救;但从本原来说,人却是腐朽的;他的出生使他不仅注定死亡,而且注定罚入地狱;正是因为神的恩宠,天堂才会向他开放,可是,在他的自然存在的各种变化中,有着一种诅咒。恶是绝对的现实;肉体是罪恶。当然,既然女人一直是他者,人们就不会认为男性和女性彼此互为肉体,对于基督徒来说,肉体是怀有敌意的他者,就是女人。尘世、性和魔鬼的诱惑就体现在她身上。所有的教父都强调她引导亚当犯罪的事实。必须重新举出德尔图良的话:“女人!你是魔鬼之门。你说服连魔鬼都不敢正面攻击的那个人。正是由于你,天主之子不得不死。你应该永远穿上丧服和破衣烂衫,然后滚开。”整个基督教文学都竭力夸大男人对女人感到的厌恶。德尔图良把女人定义为Templum aedificatum super cloacam。圣奥古斯丁厌恶地强调性器官和排泄器官的混合:Inter foeces et urinam nascimur。基督教对女人身体的厌恶发展到同意给天主屈辱性的死,而让他免去出生的玷污:东仪天主教会的以弗所会议,西方的拉特兰会议都断定基督是处女怀孕孕育的。最初的几位教父——奥利金、德尔图良、哲罗姆——都认为马利亚像其他女人一样,是在血与污秽中分娩的,不过,是圣安布罗斯和圣奥古斯丁的见解占了上风。圣母的怀抱仍然是封闭的。自中世纪以来,拥有一个身体的事实,在女人身上被看做一个耻辱。甚至科学也长期被这种厌恶搞得止步不前。林奈在他对自然的论述中,将研究女人的生殖器官看做“可恶的”而搁置一边。法国医生德洛朗愤慨地寻思:“这种被称为男人的充满理性和判断的神圣动物,怎么会被女人的这些淫邪部位所吸引,这些部位被体液弄得污秽不堪,可耻地位于躯干的最下方。”今日,许多其他说法与基督教的说法相互影响,甚至基督教的说法也不止一个方面。例如,在清教徒的世界里,对肉体的仇视延续下来;例如反映在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中,主人公最初的性经验,在他身上引起可怕的精神震动。在所有文学作品中,经常可见表现一个年轻人在第一次性交后心理紊乱,直至呕吐;即使事实上这样的反应很罕见,反复描写这种情况却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在清教主义所渗透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女人在大多数青少年和许多男人身上引起多少被承认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法国相当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米歇尔·莱里斯在’人的时代’中写道:“我经常倾向于把女性器官看做肮脏的东西,或者一个伤口,因此更吸引人,但本身具有危险,就像一切血淋淋的、分泌黏液的、传染疾病的东西。”关于花柳病的观念表达了这种恐惧;并非疾病使女人变得可怕;疾病显得可怕,因为它们来自女人;有人给我举出一些年轻人的例子,他们设想过度发生性关系足以产生淋病。人们也乐意相信,通过性交,男人失去体力、脑子的明晰,身体中的磷会耗尽,他的感觉会变迟钝。的确,手淫会产生同样的危险,甚至出于道德的理由,社会把手淫看做比正常的性行为更为有害。合法婚姻和生育的愿望防止肉欲带来的危害。但是我已经说过,他者被牵连到一切性行为中;他者最通常以女人的面貌出现。正是面对女人,男人最明显地感到自身肉体的被动性。女人是吸血鬼、食尸鬼、吃人妖、酒鬼;她的性器官贪婪地从男性性器官中吸取营养。有些精神分析学家企图给这些设想以科学根据:女人从性交中获得的全部乐趣,来自她象征性地给男人去势,将他的性器官据为己有。似乎这些理论本身就需要进行精神分析,杜撰这些理论的医生在其中投射了祖先的恐惧。

这些恐惧的根源来自于这一点:他性越过一切合并,存在于他者中。在父权制社会里,女人保留了许多在原始社会中拥有的令人不安的品质。因此,人们从不把她交给自然,用禁忌围绕她,给她行洁身礼,把她置于祭司的控制下;人们教导男人绝对不要在她处于原始的裸体状态时接近她,而是要通过使她摆脱大地、摆脱肉体、变成人这种造物的仪式和圣事来接近她,这时,她拥有的魔力就被疏导了,正如在发明了避雷针和电站以后,雷电被消解一样。甚至可以利用她来为集体利益服务,这里可以看到这种标志男女关系特征的钟摆运动的另一个阶段。他爱她是以她属于他为前提的,他对她感到恐惧是因为她仍然是他者,但正由于她是可怕的他者,他竭力让她更进一步属于他,这一点导致他把她提高到一个人的尊严地位,承认她是他的同类。

在父权制家庭中,女人的魔力被深深地驯化。女人让社会把宇宙的力量融入她的体内。杜梅齐尔在他的作品‘密多罗—伐楼拿’中指出,在印度和罗马,男性权力有两种方式确立自身:在伐楼拿和罗慕路斯身上,在乾闼婆和卢波库斯身上,它是袭击、劫持、混乱、僭妄,这时女人作为必须被抢走、被施以强暴的人出现,被抢走的萨宾女人如果不生育,人们便用山羊皮带抽打她们,用暴力来补偿过度的暴力。相反,密多罗、努马·庞皮利马斯、婆罗门和古罗马祭司却保证城邦的秩序和理性的平衡,女人通过仪式复杂的婚姻与丈夫联结在一起,她同他合作,为他保证掌握自然中一切雌性力量;在罗马,如果朱庇特的祭司的妻子去世,他就辞去他的职责。在埃及,伊希斯就是这样失去她母亲——女神的最高权力,但仍然是宽宏的、微笑的、仁慈的和明智的,是俄赛里斯出色的妻子。当女人这样作为男人的合作者、他的补充、他的另一半出现时,她就必然拥有一种意识、一个灵魂,否则他不会如此亲密地依附于一个不具备人的本质的人。我们已经看到,’摩奴法典’允许合法妻子与丈夫一样升入天堂。男人越是个体化并且要求他的个体性,他就越在自己的妻子身上认识到这是一个个体,她有自由。对自己命运无忧无虑的东方人,满足于只把女人作为享乐对象,但是,西方人一旦提升至意识到他的存在的特殊性,他的梦想便是被一种外来的、驯顺的自由承认。希腊人在闺房的女俘中,找不到他所要求的同类,因此,他把爱情转移到男性同伴身上,他们的肉体像他的一样,潜藏着一种意识和一种自由,或者他把爱情献给高等妓女,她们的独立、学养和精神几乎与他并驾齐驱。当情况允许的时候,妻子能最好地满足男人的要求。罗马公民在主妇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科涅利亚、阿里亚身上,他占有的是他的分身。奇特的是,基督教在某个方面要求男女平等。它憎恶她身上的肉体,如果她否定自己的肉体,她就同男性一样是天主的创造物,被救世主赎回,她便排列在男性旁边,位于将会获得天堂快乐的灵魂中间。男女都是天主的仆从,几乎同天使一样没有性别,并得到天恩的帮助,一同推拒尘世的诱惑。如果女人同意否定自身的动物性,由于她曾代表了罪恶,她也是战胜了罪恶的选民获得胜利的光辉化身。当然,为人类赎罪的神圣救世主是男性;人类必须为自身的得救合作,女人正是在最令人羞耻、最邪恶的形象中,受到召唤,表现其顺从的良好意愿。基督是天主,但正是圣母,一个女人,统治着全人类。只有在社会边缘发展起来的教派,才在女人身上复活伟大女神的古代特权。教会表达的是父权制文明,并为之效劳,在这种文明中,女人最好能附属于男人。她让自己成为他恭顺的女仆,也就成为一个受祝福的圣女。因此,在中世纪盛期,耸立着对男人有利的最完美的女人形象:被荣耀围绕的基督母亲的脸。她是女罪人夏娃的相反形象;她把蛇踩死在脚下;她是得救的中介,就像夏娃是下地狱的中介一样。

女人作为母亲是可怕的;必须在怀孕中使她变形和屈服。马利亚的童贞特别有一种否定的价值:通过她,肉体被赎回,而她是没有肉欲的;她没有被碰触过,也没有被占有过。对于亚洲的大母神,人们也不承认她有丈夫,她孕育了世界,孤独地统治它;她可以出于任性而有贪欲,但在她身上,母亲的伟大没有被强加于妻子的屈从所降低。因此,马利亚没有经历性欲带来的玷污。她同女战士密涅瓦有亲缘关系,是象牙塔、城堡、不可攻克的塔楼。古代的女祭司像大部分基督教圣女一样,也是处女,献身于善的女人,应该在她体力完整无损的光辉中将自身奉献出去;她必须在未被征服的完整中保持女性的本原。人们拒绝马利亚的妻子身份,是因为要更纯粹地在她身上赞美女人——母亲。她仅仅是接受了给她指定的从属作用,才受到赞美。“我是主的使女。”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母亲跪在儿子面前;她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低下。这里,男性最崇高的胜利在对马利亚的崇拜中实现了:用失败结局来为女人恢复名誉。伊什塔尔、阿斯塔特、库柏勒是残忍的、任性的、淫荡的;她们是强大的;既是死的源泉,又是生的源泉,她们生下男人,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在基督教中,生与死是只属于天主的事,从母体出生的男人永远摆脱了母体,大地只等待他的尸骨;他的灵魂的命运不在母亲的权力所及范围内;洗礼圣事使烧掉胎盘或者扔到水里的仪式变得可笑了。在人间再也没有魔法的位置,天主是唯一的王。人性本恶,但面对天恩,人性无能为力。怀孕作为自然现象,不赋予女人任何权力。因此,如果女人想克服身上的原罪污点,她只能在天主面前俯首听命,天主的意志要她服从男人。通过这种服从,她可以在男性的神话体系中扮演一个新角色。当她想成为统治者,而且只要她尚未明确让位时,她被打败,让人踩在脚下,却可以作为臣民受到尊重。她没有失去任何原始属性,但这些属性改变了标志,它们从不祥的变成吉祥的;妖术变成神术。作为女仆,女人有权获得最辉煌的荣誉。

人们赋予她们有虬结的葡萄藤和清凉的水那样明晰的神秘;她们给伤口包扎和治愈病患;她们的智慧是生命的沉静的智慧,她们不用你开口,善解人意。男人在她们身边忘却了一切骄傲;他体验到沉醉和重新变成孩子的柔情,因为从他到她,不用争夺任何威信,他不会羡慕自然的非人品质;这些在行的聪明人忠心耿耿,照料他,自认为是他的女仆;他折服于她们仁爱的魅力,因为他知道,他虽然顺从,仍然是她们的主人。姐妹们、童年的女友、纯洁的少女们,所有未来的母亲都属于这群受到祝福的人。甚至妻子,当她的肉体魅力消失了的时候,对于许多男人来说,她不像一个情人,而更像他们的孩子的母亲。从母亲受到敬重和奴役之日起,可以毫无恐惧地在妻子身上重新找到她,她也受到敬重和奴役。赎回母亲,就是赎回肉体,因此,是赎回肉体结合和妻子。

“贤妻”被结婚仪式剥夺了魔法武器,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从属于她的丈夫,对男人来说,这是最宝贵的财富。她是这样完全属于他,以至同他具有一样的本质:“你盖尤斯在哪儿,我盖亚就在哪儿”;她用他的姓氏,信奉他的神,他为她负责,他把她称为自己的另一半。他为自己的妻子,正像为他的房子、他的土地、他的畜群、他的财产一样感到骄傲,有时更有甚者;正是通过她,在世人眼里,他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她是他的尺度,他在人间的份额。在东方人那里,妻子要使自己肥胖,人们看到她吃得好睡得好,使她的主人脸上有光。一个穆斯林拥有的妻子越多,她们看来身体越健康,他就越受到尊敬。在资产阶级社会,女人的作用之一,就是炫耀自己,她的美丽、她的魅力、她的聪明、她的优雅,是丈夫财产的外在标志,同他的小轿车的车身具有同等价值。他要是富有,就让她一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他要是穷一点,就夸耀她的道德品质和持家才能;哪怕他没有财产,要是有一个伺候他的妻子,便认为在人间拥有某样东西:‘驯悍记’的男主人公召集所有的邻居,向他们显示他善于以淫威制服他的妻子。凡是男人多少都重现康道里斯:他炫耀自己的妻子,因为他认为这样是展示自己的价值。

女人不仅取悦男人的社会虚荣心,她也使他感到更隐秘的骄傲;他沉醉于对她的控制;当女人被看成一个人的时候,在犁刀划破田沟的自然界形象之上,重叠着更为精神性的象征;丈夫不仅是在性爱意义上的,而且在精神上和智力上“塑造”他的妻子;他教育她,给她留下标记,给她打下他的烙印。男人喜爱的梦想之一,是用他的意志浸润事物,塑造事物的形式,渗透事物的实质,女人尤其是“软面团”,被动地让人揉捏和塑造,她一面让步,一面抵抗,这就使得男性的行动延续下去。可塑性过高的物质,因其柔顺而自行消亡;女人身上宝贵之处,是有样东西没完没了地逃脱一切约束;因此,男人主宰的是这样一个实体,尤其因为它要越出他的范围,它就更值得控制。她在他身上唤醒一个未知的存在,他骄傲地承认这是自身;在夫妻适度的狂欢中,他发现自己动物性的光彩:他是雄性;女人相应地是雌性,但此时,这个词具有最悦耳的声音:雌性孕育、喂奶、舔幼兽、保护它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它们,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典范,男人动情地要求他的妻子有这种耐心、这种忠诚;家长想关在家里的仍然是自然,但它必须包含一切对社会、对家庭、对家长有利的品德。孩子和男人共有的愿望之一,就是揭露隐藏在事物内部的秘密;从这个观点出发,物质是靠不住的,一个肚子洞穿的布娃娃,它的肚子露在外面,它再没有内在;活生生的内心更加不可洞悉;女人的肚子是内在性和深处的象征;它部分透露自身的秘密,例如,是在女人的面孔显出快感的时候;但它也保留这些秘密;男人把生命隐秘的颤动引入家里,这占有却毁掉其秘密。在人类世界中,女人转换了雌性动物的职能:她维持生命,她控制内在性的区域;她将子宫的热力和亲近转到家庭中;是她保留和激号¥作和行动中所消耗的存在,又汇集起来,寁坏或者损耗的一切,她为疲乏的劳动者准夥自太阳、水和大地的气息。倍倍尔引用的一äƒ为他而跳动,而且她的手为他的额头擦汗,他希望每天回家时都看到和平、秩序、平静、沉静的权威笼罩在他身上和事物上面;他想要这样一个人,把女人难以名状的香气,也就是家庭生活朝气蓬勃的热力散布到一切事物之上。” 女人既是自然,又是反自然:像体现自然一样,她也体现了社会;在她身上概括了一个时代的文明、它的文化,就像在骑士诗歌中,在’十日谈’中,在’阿丝特蕾’中所看到的一样;她引领时尚,主持沙龙,引导和反映舆论。名声、光荣是女人。马拉美说:“群众是女人。”在女人带领下,年轻男人初次进入“上流社会”和所谓“生活”这复杂的现实。她是英雄、冒险家、个人主义者追求的特殊目标之一。在古代,可以看到珀尔修斯救出安德洛墨达,俄耳甫斯到地狱寻找欧律狄克,特洛伊人战斗,是为了保住美丽的海伦。骑士传奇除了解救被俘的公主,不知道有别的骁勇。如果白马王子不唤醒睡美人,不赠与“驴皮”礼物,他会做什么呢?国王娶牧羊女的神话既取悦男人,也取悦女人。富有的男人需要赠送,否则他无用的财富就是抽象的,他面前必须有一个人可以赠送东西。灰姑娘的神话被菲利普·怀利在’蝮蛇的一代’中渲染了一番,尤其在繁荣的国家里十分流行;它在美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有魅力,因为那里的男人对他们的财富更加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一辈子致力于挣钱,如果不把钱献给一个女人,怎么来花掉呢?其中,奥尔逊·威尔斯在’公民凯恩’中体现了这种虚假的豪爽的强权行为:正是为了确认自己的力量,凯恩选择用自己的赠与压垮一个默默无闻的歌女,把她作为一个伟大的歌唱家强加给观众。我们还可以举出在法国有许多小型的公民凯恩。在另外一部电影’剃刀边缘’中,当主人公从印度回来时拥有高度智慧,他只用来做一件事,就是扶植一个妓女。显而易见,男人梦想成为赠与者、解放者、救世主,还是希望奴役女人;因为,为了唤醒睡美人,必须让她睡着;必须有吃人妖魔和恶龙,才会有被囚禁的公主。男人越是有兴味从事艰难的事业,他便越是乐于让女人独立。征服比解救和给予更为吸引人。西方一般男人的理想,是女人自由地忍受他的主宰,她不经过争论不会接受他的想法,但向他的理智让步,明智地抗拒他,最后让他说服。他的自尊心越是增强,他越是喜欢冒更大的危险:制服彭忒西勒亚比娶一个俯首听命的灰姑娘更美。“武士喜欢危险和游戏,”尼采说,“因此,他喜欢女人,因为她们是最危险的游戏。”喜欢危险和游戏的男人,如果还想制服女人,会很高兴看到她变成女战士,他心里所要求的是,这场斗争对他是一场游戏,而女人将自己的命运投进去;这是作为解放者或征服者的男人的真正胜利,因为女人自由地承认这是自己的命运。

婚姻的目的可以说让男人对他的妻子免疫。

为了让女人脱离自然,为了通过仪式和契约让男人奴役女人,人们赋予她一个人该拥有的尊严,人们赋予她自由。而自由正是摆脱了一切奴役;如果让一个原本身上就有魔力的人有自由,自由就变得很危险。尤其男人采取权宜措施后就止步,自由便变得特别危险;他只有把女人变成一个女仆,剥夺她的超越性,才肯接受女人进入男性世界;人们给予她的自由只有否定用途;女人用它来拒绝;女人只有被囚禁,才变得自由;她放弃这种人类特权是为了找回自然客体的威力。白天,她阴险地扮演顺从女仆的角色,而晚上,她变成牝猫、母羊;她重新扮演塞壬的角色,或者跨上一把扫帚,逃往魔鬼的舞池。有时,她对丈夫施展她的夜间魔力,但更谨慎的是对丈夫掩盖她的变形;她选择外来人作为猎物;他们对她没有权利,对他们来说,她仍然是植物、泉水、星星、女巫。因此她注定不忠实,这是她的自由所能具有的唯一的具体面孔。她甚至越过欲望、思想、意识,变得不忠实;由于人们把她看做一个客体,她被献给选择夺取她的任何一个主体;她被关在闺房,藏在面纱底下,人们还是不能肯定她是否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欲望,让一个外人产生欲望,已经是冒犯她的丈夫和社会。另外,她常常让自己成为这种命运的同谋;仅仅通过谎言和通奸,她才能证明,她不是别人的东西,才能否认男性的意图。因此,男人的嫉妒迅速被唤醒了,可以在传说中看到,女人无缘无故受到怀疑,稍有疑点就受到惩罚,例如热纳维耶芙·德·布拉班特和苔丝狄蒙娜;格丽泽尔达甚至在受怀疑之前,已经忍受过最严酷的考验;如果女人事先不被怀疑,这个故事就会是荒唐的;不必指出她的错误,要由她来证明她的纯洁。因此,嫉妒也是难以满足的;我们已经说过,占有从来不能积极实现;即使禁止别人来汲水,也不能占有解渴的泉水:爱嫉妒的男人很清楚这一点。从本质上说,女人是水性杨花的,就像水是流动的一样,任何人类力量都不能违背一种自然真理。在所有的文学中,如在’一千零一夜’和’十日谈’中,可以看到女人的诡计战胜了男人的谨慎。男人不仅出于个人主义的意愿当了狱卒,社会作为父亲、兄弟、丈夫,让他负责自己妻子的品行。出于经济和宗教原因,命令她守节,每个男公民都应该被证实是自己父亲的儿子。同样重要的是,强迫女人同社会赋予她的角色相一致。男人有这样一种双重要求使得女人口是心非:他希望女人属于自己,又希望她仍然是外人;他梦想她同时是女仆和女巫。他公开表明的仅仅是第一个愿望;另一个愿望是一个狡猾的要求,他隐藏在心底和身上;这个愿望否认道德和社会;它像他者,像反叛的自然,像“坏女人”一样坏。男人没有完全投身于他设立的想强加于人的善;他同恶保持可耻的勾结关系。然而,凡是恶敢于无耻地显露面目的地方,他都去同恶战斗。在夜晚的黑暗中,男人怂恿女人去犯罪。但在大白天,他抛弃罪恶和女罪人。女人作为床笫秘密的罪人,只会以更多的热情公开崇拜德行。同在原始人中一样,男性是世俗的,而女性负责宗教和魔术的功能,在更现代的社会中,男人的错误只是不严重的小过错,人们常常宽容地对待它;即使男人不服从共同体的法律,仍继续属于它,他只是一个闯祸的孩子,并不深深地威胁着集体的秩序。相反,如果女人逃离社会,返回自然和魔鬼那里,她就在集体内部释放不可控制的和邪恶的力量。在放荡的行为引起的责备之中,总是掺杂了恐惧。如果丈夫不能成功地强迫妻子遵守妇道,他就和她一起犯下过错,他的不幸在社会看来是一个耻辱,有的文明非常严厉,他必须杀死犯罪的女人,使自己洗脱她的罪。在其他文明中,人们通过嘲弄来惩罚可怜兮兮的丈夫,或者让他赤裸裸地骑在一头驴上游街。共同体负责代替他惩罚有罪的女人,因为她不仅触犯了他,而且触犯了整个集体。这些习俗在迷信而神秘的、肉欲的却恐惧肉体的西班牙,以特别激烈的方式存在。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加西亚·洛尔卡、巴列—因克兰将这些习俗变成许多悲剧的题材。在洛尔卡的’贝尔纳达·阿尔瓦的家’中,村里的长舌妇想惩罚受引诱的少女,用炽热的炭火“在她犯罪的地方”烧死她。在巴列—因克兰的’神圣的话’中,通奸的女人像一个同魔鬼跳舞的女巫一样;她的过错被发现之后,全村人聚集起来,要扒掉她的衣服,然后淹死她。有许多传统叙述,人们就是这样剥光女罪人的衣服;然后用石头砸死她,就像’福音书’中所记载的那样,人们活埋她,淹死她,烧死她。这些酷刑的意义是,在剥夺她的社会尊严之后,再把她这样归还自然;她由于自己的罪,释放出邪恶的自然气息,赎罪是在一种神圣的狂欢中完成的,女人们脱光女罪人的衣服,殴打她,杀死她,轮到她们释放神秘的、但有利的气息,因为她们与社会一致。

这种野蛮的严厉,随着迷信减弱、恐惧消失而消逝。但在农村里,人们不信任地注视着不信天主、飘泊无定的吉卜赛女人。自由地施展自己魅力的女人:女冒险家、以色相骗取钱财的女人、有无法抵御的诱惑力的女人,仍然是令人不安的类型。在好莱坞电影的坏女人身上,残留着喀耳刻的形象。有些女人像女巫一样被烧死,仅仅因为她们漂亮。在外省对美德假正经的惊叹中,面对生活放荡的女人,有一种古老的恐惧延续下来。

女人这种复杂性本身使他着迷,这是使他用很少的花费便能感到目眩神迷的美妙仆人。她是天使还是魔鬼?难以确定这一点,于是她成了一个斯芬克司。巴黎最有名的妓院之一就托庇于它。在女性的兴盛时代,在穿紧身衣的时代,在保罗·布尔热、亨利·巴塔耶、法国康康舞盛行的时代,斯芬克司的题材在戏剧、诗歌和歌曲中长盛不衰:“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古怪的斯芬克司?”人们还没有结束对女性神秘的梦想和讨论。正是为了保卫这种神秘,男人长期恳求女人不要放弃长裙、衬裙、面纱、长手套、高帮皮鞋,凡是在他者身上强调区别的东西,都使她更加诱人,因为男人想据为己有的正是这个他者。可以看到阿兰—傅尼埃在信中指责英国女人的shake-hand太过男孩子气,正是法国女人腼腆的保留使他心情紊乱不安。女人必须是神秘的,不为人知的,使人能够像爱一位远方公主那样爱她;傅尼埃看来并不对跟他有过来往的女人特别尊重,但童年、青年时代的一切美好,对失落的天堂的一切思念,他都体现在一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的首要品德便是显得不可接近。他描画出伊沃娜·德·加莱纯白无瑕、金光闪闪的形象。但是,如果女性的错误会产生神秘感,那么男人甚至会喜爱这些错误。一个男人威严地对一个有理智的女人说:“一个女人应该任性。”任性是难以预料的;它赋予女人水波的妩媚;谎言以迷人的闪光装饰她;卖俏、甚至放荡给她醉人香气。靠不住、不可捉摸、难以理解、表里不一,这样她就最好地迎合男人的矛盾欲望;她是有无数变形的玛雅。以少女的面容呈现斯芬克司是一个常见现象,童贞是男人、尤其是他们放荡时感到最撩人的秘密之一;少女的纯洁使人产生放荡的希望,在她的纯洁中不知隐藏着怎样的堕落;她仍然接近动植物,却已经对社会礼仪表示驯服,既不是孩子,又不是成年人;她胆怯的女性身份不引起恐惧,而只是稍微引起不安。人们明白,她是女性奥秘的特殊形象之一。当“真正的少女”消失了的时候,对她的崇拜变成有点过时。相反,在冈蒂荣取得辉煌成功的一出戏里,他赋予玛雅以妓女的形象,保留了她的许多威望。这是最富有造型美的女性典型之一,它最出色地表现了恶习与美德的伟大游戏。对于胆小怕事的清教徒来说,她体现了恶、羞耻、疾病、罚入地狱;她引起了恐惧和厌恶;她不属于任何男人,而是人尽可夫,以这种交易为生;由此,她又找到了原始的淫荡的母亲——女神那种可怕的独立,她代表了未被男性社会神圣化的、仍然拥有不祥能力的女性;在性行为中,男性不能设想占有她,他仅仅出卖给肉体这个魔鬼,盎格鲁—撒克逊人尤其感到这是一种屈辱、一种玷污,在他们看来,肉体多少是受诅咒的。相反,肉体吓不倒的男人,在妓女身上喜欢的是对肉体宽容的、粗俗的肯定;他在妓女身上看到对女性的颂扬,任何道德都没有使之黯然失色;他在她的身体上重新找到这种魔力,以前这种魔力使女人与繁星和大海相连:米勒如果同一个妓女睡过觉,便以为探测到生命、死亡、宇宙的深渊本身,他在舒适的阴道潮湿的黑暗深处与天主会合。因为在虚伪地崇奉道德的世界的边缘,妓女是一种贱民,而“失足的姑娘”也可以被看做否定一切官方品德;她的可耻使她与真正的圣女相似;因为沉沦会受到赞美;基督看好抹大拉的马利亚;罪人更容易打开天堂之门,胜过虚伪的道德。因此,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索尼娅的脚下,献出引导他犯罪的男性狂妄的骄傲,他由于杀人,将存在于一切人身上的分离意志扩大了,一个忍辱负重、被大家抛弃的卑微的妓女才能真正地认可他的退让。“失足的姑娘”一词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反响;许多男人梦想堕落;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人们不容易以积极的形象达到恶;甚至恶魔式的人物也害怕作恶多端;女人容许不冒太大的风险做黑弥撒,在黑弥撒上,撒旦虽然没有受到邀请,却被提及;女人处在男性世界的边缘,与她有关的行为不会真正引起严重后果;然而她是一个人,因此,人们能够通过她完成对人类法律可怜的反抗。从缪塞到乔治·巴塔耶,形象丑陋而又迷人的放荡,就是经常接触“妓女”。萨德和萨克—马索克在女人身上满足纠缠着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弟子和大多数要满足“恶习”的男人,通常都去找妓女。她们在女人中是最顺从男性的,然而却更能摆脱他们;这就使得她们具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含义。然而没有任何一种女性形象:处女、母亲、妻子、姐妹、女仆、情人、大贤大德的女子、笑盈盈的后宫女奴,能够概括男人反复无常的愿望。

男人重新捡起了毕达哥拉斯的傲慢的善恶二元论,为己所用,蒙泰朗可列入这个悠久的传统中。他在尼采之后认为,只有弱势时代才赞扬永恒的女性,英雄应该起来反对Magna Mater。这个精通英雄主义的专家,致力于把女人赶下台去。女人是黑夜、混乱、内在性。关于托尔斯泰夫人,他写道:“这痉挛的黑暗,绝对是纯粹状态的女性。”据他看来,今日的男人赋予女性缺陷以积极形象,真是十分愚蠢和卑劣,人们谈论女人的本能、她们的直觉、她们的预言能力,本来却应该揭穿她们的缺乏逻辑、她们顽固的无知、她们无法把握真实的无能;事实上,她们既不是观察家,也不是心理学家;她们既不会观察事物,也不理解人;她们的神秘是一个诱饵,她们不可探测的宝库具有虚无的深度;她们没有什么可以给男人的,只能损害男人。对蒙泰朗来说,母亲首先是大敌;在青年时期的一出戏剧’流亡’中,他搬上舞台的是一个母亲阻止儿子参军的故事;在’奥林匹克竞技者’中,那个想投身于体育运动的少年,被他母亲怯弱的自私“阻止”了;在’单身汉’和’少女们’中,母亲以引人憎恶的笔调描绘。她的罪恶就是想把儿子永远关在她肚子的黑暗中;她使他变成残废,为的是能够独占他,以此填满她的存在的虚空;她是最可恨的教育家;她切断孩子的翅膀,让他远离他向往的高峰,她使他变得愚蠢和卑劣。这些叱责不是没有根据的。但通过蒙泰朗对妻子——母亲的明确责备,显而易见,他憎恶她的是他自己的出生。他认为自己是神,他想成为神,因为他是男性,因为他是一个“高级的人”,因为他是蒙泰朗。神不是被生出来的;如果他有身体的话,他的身体是在既坚硬又柔顺的肌肉中铸成的意志,而不是生与死默默地栖息其中的肉体;这终有一死的、偶然的、脆弱的、他否认的肉体,他要母亲来承担责任。“阿喀琉斯身上唯一脆弱的地方,就是被他母亲捏住的地方。”蒙泰朗从来不想承担人的状况;从一开始,他引以为豪的东西就是害怕地逃跑,逃避通过肉体介入世界的自由包含的危险;他想确认自由,可是拒绝介入;他没有牵挂又没有根底,却梦想自身是至高无上地封闭的主体;回忆自己肉体的起源,扰乱了这个梦,他凭借自己惯用的一个方法,他不是克服它,而是否认它。

通过多米尼克的眼睛,蒙泰朗让和拉纳拉格一起散步的女郎出现时,“宛若没有脊椎的生物,吊在她们的情人的手臂上,如同乔装打扮的大鼻涕虫一样”;据他看来,除了女运动员,女人都是不完整的人,注定要受奴役;她们软绵绵的,没有肌肉,没有对世界的控制力;因此,她们想方设法要获得一个情人,最好是一个丈夫。据我所知,螳螂的神话蒙泰朗没有用过,但他用的是它的内涵:对女人来说,爱是吞噬;她号称献身,实则夺取。他举出托尔斯泰夫人的呼喊为例:“我通过他而活。我为他而活;我要求他对我也一样。”他揭示这样一种疯狂爱情的危险,他感到’传道书’里的话真实得可怕:“一个对你怀有恶意的男人,胜过一个对你有善意的女人。”他援引利奥泰的经验:“我的手下人结了婚,便成了半个男人。”尤其对“高级的人”来说,他认为结婚不妙;这是一种可笑的平庸化;试想能不能说:埃斯库罗斯夫人,或者“我要去但丁家里赴宴”?一个堂堂男子汉的威望要为此扫地;尤其婚姻破坏了主人公美妙的孤独,他“需要不让自己分心”。我已经说过,蒙泰朗选择了一种没有对象的自由,就是说,他更喜欢自主的幻象,而不是介入世界的真正自由;他想捍卫这种自由自在,对抗女人;女人拖累人,压抑人。“这是一个严酷的象征:男人不能笔直向前走,因为他所爱的女人挽着他的手臂。”“我在燃烧,她却把我熄灭。我在水上行走,她拖住我的手臂,我沉了下去。”既然她仅仅是缺乏、贫困、否定,而且她的魔法是虚假的,那么她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呢?蒙泰朗没有作解释。他仅仅骄傲地说:“狮子理所当然害怕蚊蝇。”但是回答显而易见:当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自然很容易自认为是君主,当小心翼翼不肯负重时,自然很容易自认为强有力。蒙泰朗选择了容易的办法,他宣称崇尚难以达到的价值,但他力图很容易就达到这些价值。’帕西法尔’中的国王说:“只有我们给自己戴上的王冠,才是值得戴在头上的。”这是个方便的准则。蒙泰朗的额头上戴得太重了,他身穿紫红袍,可是,只要外人看一眼就可以发现,他的王冠是彩纸做的,他就像安徒生笔下的国王那样,全身赤裸。梦中行走在水上,比起真正走在陆地上远远不那么累人。因此,狮子蒙泰朗带着恐惧避开女性这蚊蝇,他害怕真实的考验。

在每一个特殊作家的作品中,反映出一些重要的集体神话:女人是作为肉体出现的;男性肉体是由母亲的肚子生出来的,在情人的拥抱中重生;因此,女人与自然类似,她体现了自然;她是野兽、血谷、开放的玫瑰、美人鱼、山冈的曲线,给予男人腐殖土、活力、可感触的美和世界的灵魂;她能掌握诗意的关键;她能作为此世和彼世的中介,不管是女神还是女预言者,不管是星星还是女巫,她打开了超自然、超现实的大门;她注定是内在性;通过自身的被动性,她散布平静与和谐,如果她拒绝这种作用,她就成为螳螂、吃人的女妖。无论如何,她像有特权的他者一样出现,主体通过它得以实现,她是男人的尺度之一、他的平衡、他的得救、他的历险、他的幸福。

“女人不见了。女人在哪里?今日的女人不是女人”;可以看到,这些神秘口号的含义是什么。在男人看来——在大批通过男人的眼睛去观察的女人看来——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拥有一个女人的身体、作为情人、母亲来完成女性的职能是不够的;通过性欲和母性,主体可以要求它的自主;“真正的女人”接受自己作为他者。今日男人的态度表里不一,它在女人身上制造一种剧痛;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认为,女人是同类、平等的人;然而,他们继续要求她是非本质;对她而言,这两种命运是不可调和的;她在两者之间犹豫,不能准确地适应任何一种。她的失衡正是来自于此。在男人身上,在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之间,没有任何断裂,他越是在行动和工作中肯定他对世界的控制,他便越是显得像男性;在他身上,人的价值和生命价值是一致的;而女人自主获得的成功是与女性身份相矛盾的,因为男人要求“真正的女人”变成客体,变成他者。在这一点上,男人的敏感和性欲本身很有可能改变。有一种新的美学已经产生了。即使流行平胸和瘦臀——男性化女人——只是昙花一现,往昔几个世纪喜欢丰满的理想至少不会卷土重来了。男人要求女性的身体是肉体,不过不引人注目;它应该瘦削,而不是肥胖臃肿;它应该有肌肉、灵活、强壮,必须表明超越性;男人喜欢它不是像温室的植物那样苍白,而是经历烈日的考验,像劳动者的身躯一样黧黑。女人的服装变得实用以后,并没有显得无性别,相反,短裙比以前更凸显了大腿和小腿。看不出为什么劳动会使她失去肉体的魅力。把女人同时看做一个社会的人和肉欲的猎物,可能令人困惑,在最近发表的佩内的一系列绘画中,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未婚夫反悔了,因为他受到漂亮的女市长的诱惑,而这位女市长正要主持他的婚礼;一个女人执行“男性的职务”,同时又激起别人的情欲,长期以来,这是一个多少有点下流玩笑式的话题;愤怒和讽刺逐渐减弱了,一种卖弄风情的新形式似乎正在产生,也许它会产生新的神话。

做女人多么不幸啊!然而,做女人最大的不幸,说到底,是不了解这是一种不幸。(克尔恺郭尔 )
半是受害者,半是同谋,像所有人一样。(让-保罗·萨特 )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唯有另一个人作为中介,才能使一个人确立为他者。只要孩子是自为存在的,他就不会看出自己在性的方面有什么不同。在女孩和男孩身上,身体首先是主体性的辐射和理解世界的工具,他们理解世界,是通过眼睛和手,而不是通过性器官。出生和断奶这两出戏,对于男女婴儿,是以同样方式进行的;他们有同样的兴趣和同样的快感;吮吸首先是最大快感的来源;其次,他们经历肛门期,从共有的排泄功能获得最大满足;他们的生殖器的发育是相同的;他们以同样的好奇和同样的冷漠,去探索自己的身体;他们从阴蒂和阴茎获得同样朦胧的快感;当他们的感受发展到需要一个客体时,便转向母亲,女性柔软的、光滑的、富有弹性的肉体激起了性的欲望,而这些欲望是要攫取;女孩和男孩一样,以攻击性的方式去拥抱母亲,触摸她,爱抚她;如果又有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表现出同样的嫉妒;他们以同样的行为表现这种嫉妒:愤怒、赌气、乱撒尿;他们用同样的撒娇,去讨大人的欢心。直到十二岁,小姑娘像她的兄弟们一样强壮,表现出同样的智力;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她不与他们相匹敌。

否认痛苦比克服痛苦更容易得到满足。

正是在这个阶段,小姑娘首先显得像拥有特权。第二次断奶使母亲的身体摆脱了孩子的搂抱,比第一次更缓慢,不那么突如其来;但尤其对男孩子,是逐渐拒绝给他亲吻和温存的;至于对小姑娘,继续给她爱抚,允许她生活在母亲身边,父亲把她抱在膝上,抚弄她的头发;给她穿轻柔的裙子,亲吻她,宽容地对待她的眼泪和任性,仔细地给她梳头,她的表情和撒娇令人开心,身体接触和慈祥的目光保护着她,不让她孤独焦虑。相反,对于小男孩,甚至要禁止他撒娇;他的诱惑伎俩,他的装腔作势,令人恼怒。别人对他说:“男人不要求别人拥抱他……男人不照镜子……男儿有泪不轻弹。”人们希望他是“一个小男子汉”;正是从成年人身上解脱出来,他才得到他们的赞许。他通过显得不寻求讨人喜欢,才能令人喜欢。

”可以随意让尿喷射到很远的地方,男孩从中获得一种万能的感觉。弗洛伊德谈到过“古代利尿剂的强烈野心”;施特克尔理智地讨论过这个说法,但确实就像卡伦·霍妮所说的,“特别是带有性虐待狂特点的万能幻觉,往往与男性尿的喷射联结在一起”;这种残存在某些男人身上的幻觉,在孩子身上是很重要的。亚伯拉罕谈到过“女人对用管子浇灌会感到很大的快感”;我与萨特和巴什拉的理论相一致,相信不一定是管子与阴茎相似,才成为这种快感的根源;水的喷射就像奇迹一样,是对地心引力的挑战,指挥它,驾驭它,是对自然法则的一个小小胜利;无论如何,对小男孩来说,这里有一种日常生活的乐趣,而他的姐妹们是无法感受到的。

毫无疑问,缺乏阴茎在小女孩的命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便她没有认真地嫉羡它。男孩从阴茎中获得的巨大特权是,由于拥有一个能看得见和握得住的器官,他至少可以部分地与之保持距离。他身体的秘密,它的威胁,他都投到身外,这允许他与它们保持距离,当然,他感到自身的危险是在他的阴茎中,他害怕阉割,但这种恐惧较之小姑娘对“体内”感到的弥漫的恐惧更容易克服,后者的恐惧往往延续女人的整个一生。她极其担忧在自己体内发生的一切,从一开始,她就觉得自己比男性更不透明,更深地受到生命的朦胧的神秘所包围。由于小男孩有一个可以认出自己的他我,可以大胆地承受他的主体性;与之相异的客体本身,变成一个自主、超越性和力量的象征:他衡量自己的阴茎有多长;他和自己的同伴比赛小便能射多远;后来,勃起和射精是满足和挑战的源泉。小姑娘却不能体现在自己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中。作为补偿,人们把一个外在的东西——布娃娃——放在她手中,让它在她身边完成他我的作用。必须指出,人们把包扎一只受伤手指的绷带也称做poupée(即布娃娃),一只包扎的、分开的手指,看起来很好玩,是一种骄傲,孩子从此开始异化的过程。但这是一个人面的小塑像——或者在没有小塑像的情况下是一绺玉米穗,甚至是一块木头——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代替这个分身,这个天然的玩物,即阴茎。

对母亲来说,女儿既是她的分身,又是另一个人,母亲既极其疼爱她,又与之敌对;母亲把自己的命运强加给孩子,这是一种骄傲地承认女性身份的方式,也是一种报复女性的方式。

所有孩子都有一种“深入”的想象力,使他们预感到事物内部有秘密的财富;他们都对“嵌套”的奇迹十分敏感,布娃娃包藏着其他更小的布娃娃,盒子包含着其他盒子,画的中心以缩小的形式再套出画;当人们在他们的眼前展开蓓蕾,给他们看出壳的小鸡,或者在一盆水中展现“日本花”如何令人惊喜时,他们都很着迷。一个小男孩在打开一只充满小糖蛋的复活节彩蛋时,兴高采烈地叫道:“噢!一个妈妈!”让一个孩子从自己的肚子里出来,真像变魔术一样美妙。母亲看来拥有仙女的奇妙魔力。许多男孩感到遗憾,他们没有这样的特权;日后,如果他们偷走鸟蛋,踩踏幼苗,发狂地摧残周围的生命,这是对他们不能孕育出生命进行报复;而小女孩很高兴自己有朝一日能创造出生命。

在小女孩看来,一切都有助于证实这种等级观念。她的历史和文学知识、歌曲、别人催她入睡的传说,都是对男人的赞美。正是男人创造了希腊、罗马帝国、法兰西和所有的国家,正是男人发现了大地,发明了用来开发土地的工具,正是男人治理这个世界,使世界充满塑像、绘画、书籍。儿童文学、神话、故事、报导,反映了男人的骄傲和愿望创造出来的神话,小女孩正是通过男人的眼睛,探索世界和从中辨别自己的命运。男性优势占压倒地位:珀尔修斯、赫拉克勒斯、大卫、阿喀琉斯、朗斯洛、盖克兰、巴亚尔、拿破仑,那么多的男人,却只有一个贞德;在她后面,显露出大天使圣米歇尔的伟大男性形象!没有什么比描绘名媛生平的书籍更令人厌烦的了,与杰出男子的生平相比,这是多么苍白的形象啊;她们大部分都淹没在某个男英雄的阴影中。夏娃创造出来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作为亚当的妻子,而且是从他的肋骨抽出来的;在’圣经’中只有很少女人,其行为是人所共知的:路得仅仅是为自己找一个丈夫;以斯帖跪在亚哈随鲁面前,获得了犹太人的宽恕,她仍然只不过是末底改手中的驯服工具;犹滴更为大胆,但她也服从祭司,她的功绩回味起来有点可疑,无法与年轻的大卫确实辉煌的胜利媲美。神话中的女神是轻佻的或任性的,在朱庇特面前全都瑟瑟发抖;而普罗米修斯令人赞叹地偷到了天火,潘多拉却打开了收藏不幸之盒。有一些女巫和老太婆,在故事中实施可怕的权力。其中,在安徒生的’天堂里的花园’中,风神之母的形象令人想起原始的大母神:她的四个巨人儿子抖瑟瑟地服从她,他们行为不轨时,她打他们,把他们装在她的口袋里。但这不是一些吸引人的人物。仙女、美人鱼和水精不受男性统治,更为吸引人,但她们的生存是不确定的,几乎没有个性,她们介入人间,却没有自己的命运,从安徒生的小美人鱼变成女人那一天起,她就经历了爱情的束缚,痛苦变成了她的命运。在现代的故事里,和在古代的传说中一样,男人是有特权的英雄。德·塞居尔夫人的作品是古怪的例外,它们描绘了一个母权社会,丈夫在场的时候,他扮演一个可笑的角色,但习惯上,父亲的形象像在真实的世界中一样,戴上了荣耀的光环。’小妇人’中,女性的戏剧是在父亲的保护下进行的,他没有出现,却被神圣化了。在冒险小说中,是男孩子周游世界,作为水手坐船航行,在丛林中靠面包树的果实充饥。一切重要事件都是通过男人才发生的。现实证实了这些小说和传说。如果小女孩看报,如果她听到大人的谈话,她便会看到,今日和从前一样,男人主宰世界。她所赞赏的国家首脑、将军、探险家、音乐家、画家都是男人,使她的心激情澎湃的是男人。

这种威望也反映在超自然界里。通常,由于宗教在女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她的兄弟更受母亲控制的小姑娘也更受到宗教的影响。然而,在西方宗教中,圣父是一个男人,一个拥有明显男人属性的老头:有一部浓密的白胡子。对基督徒来说,耶稣更具体地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一部黄色长胡子的男人。根据神学家的说法,天使没有性别,但是他们用的是男人的名字,表现为俊美的年轻人形象。天主在人间的使者是教皇和主教,教徒亲吻他们的指环;做弥撒和布道的教士,听教徒跪在神功架里、单独向他忏悔,他们都是男人。一个虔诚的小姑娘同圣父的关系与她同人间父亲的关系相似;由于这种关系是在想象中进行的,她甚至经历更彻底的弃绝。其中,天主教对她产生最混乱的影响。圣母跪着聆听天使的话,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抹大拉的马利亚精疲力竭地待在耶稣脚边,用女人的长发擦拭耶稣的脚。圣女们都跪着向光彩熠熠的耶稣表白她们的爱。孩子在香烟缭绕中跪着,投身于天主和天使的注视——男人的注视。

她用双手掩住脸,十分沮丧,经历放弃的奇迹,她虽然跪着,却升向上天,她投身于天主的怀抱,却保证了被云彩和天使簇拥着升天。她正是在这种美妙的体验中去仿制她在人世的未来。孩子也能通过许多其他的道路发现这未来,一切都促使她在梦想中投身于男人的怀抱,以便被载往光荣的天国。她懂得了,要获得幸福,必须被爱;为了被爱,必须等待爱情。女人就是睡美人、驴皮公主、灰姑娘、白雪公主,就是接受和忍受的那个人。在歌谣里,在故事中,可以看到青年男子历尽艰险去寻找女人;他刀劈巨龙,与巨人搏斗;她被关在塔楼、宫殿、花园、岩洞里,锁在一块岩石上,被囚禁着,睡熟了;她在等待。总有一天,我的王子会来的…… Some day he’ll come along,the man I love…民歌的副歌给她灌输要有耐心和充满希望的梦想。对女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迷住一颗男人的心;再大胆,再敢于冒险的女主人公,渴求的就是这个报偿;人们往往要求她们长得美,而不是别的品德。可以理解,对女孩来说,关注体态会成为真正的困扰;不论公主还是牧羊女,总是必须漂亮,才能获得爱情和幸福;丑陋被残忍地与凶恶联系起来,当不幸落在丑陋的人头上时,真搞不清命运惩罚的是她们的罪行还是她们丑陋的外貌。往往年轻美貌、前程似锦的姑娘,开始出现时扮演的是受害者的角色;热纳维耶芙·德·布拉班特和格丽泽尔达的故事,不像表面看来的那样清白无辜;爱情和受苦以动人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女人正是通过落入卑劣的深渊,才确保最甜蜜的胜利;女孩懂得了,无论关系到天主还是关系到一个男人,只有同意忍受最彻底的放弃自主,她才能有强大权势,她乐于受虐,受虐让她取得最高的征服成果。圣布朗蒂娜身体雪白,在狮子的爪子下鲜血淋漓,像死人一样躺在玻璃棺材里的白雪公主、睡美人、昏厥的阿达拉,这整整一批受尽摧残、被动的、受伤的、跪在地上、受屈辱的、温柔的女主人公,教导她们的妹妹受难、放弃、有忍辱负重之美的迷人威望。当她的兄弟扮演英雄时,女孩心甘情愿地扮演殉难者并不令人奇怪:异教徒把她投给狮子,蓝胡子揪住她的头发拽她,她的国王丈夫把她放逐到森林深处;她忍辱负重,受苦受难,视死如归,额头上戴上了光环。德·诺阿耶夫人写道:“我还只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吸引男人的温存,使他们不安,被他们搭救,死在他们怀里。”

她们不仅像忍受匮乏和不公正一样忍受这种痛苦,而且,人们强迫她们接受的那一套行为举止是不正常的。在她们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受到阻挡,她们没有使用的活力转为烦躁;她们过于文静的工作消耗不尽过于旺盛的精力;她们百无聊赖,出于无聊,要补偿她们忍受的低下地位,她们耽于愁苦的和浪漫的梦想;她们品味这种轻易能实现的逃遁,失去现实感;她们怀着无序的兴奋,沉浸在激动中;她们缺乏行动,却爱说话,有意将没头没尾的话羼杂严肃的词句;她们被丢在一边,“不被理解”,在自恋的感受中寻找安慰,她们把自己看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孤芳自赏,发出抱怨;自然而然,她们变得爱卖俏和装腔作势,这些缺点在青春期有增无减。她们的不适,表现为不耐烦、发脾气、爱哭泣;她们有流泪的爱好——很多女人以后仍保留这种爱好——大半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这既是对严酷命运的抗议,又是一种惹人怜爱的方式。杜庞卢主教写道:“小姑娘非常喜欢哭泣,我知道有几个对着镜子哭,以便双倍地享受这种状态。”

对于感受到自己是主体、独立、超越性,并且是绝对的个体来说,发现自身低一等是固有本质,这是一种古怪的体验,对于自为确立为主体的人来说,发现自己显示出他性是一种古怪的体验。当小女孩初次接触世界,领悟到自己是一个女人时,她感受到的正是这样。她所属的范畴处处是封闭的,有限制的,受到男性世界的控制:不管她升得多高,冒险到多远,她的头顶上总是有天花板,四周总有挡路的墙壁。男人的神祇在如此遥远的天上,以致对他来说其实没有神祇。小女孩生活在人面的神祇中间。

这种处境不是独一无二的。美国黑人部分融合到把他们当做低等阶层的文明中,他们经历的也是这种处境;使比格·托玛斯在生活初期感到切肤之痛的正是这种确定不疑的劣等性、这种刻写在肤色上被诅咒的他性,他望着飞机飞过,明白了由于他是黑人而不许上天。小女孩明白了由于是女人,不许她航海、到极地探险、进行千百种冒险、享受千百种快乐,因为她生来属于邪恶的一边。重大的差别是,黑人在抗拒中忍受他们的命运,任何特权都不能弥补他们命运的严酷,而女人被敦促合作。我已经提到过,在期望成为至高无上自由的主体的本真要求旁边,有着生存者对放弃和逃遁的非本真愿望;父母和教育者、书籍和传说、女人和男人,使被动的快乐在小姑娘面前闪闪发光;在她的整个童年时代,人们已经教会她品尝这些快乐;诱惑越来越狡诈;由于她的超越性的冲动遇到最为严峻的抗拒,她就越是可悲地做出让步。但是,她在接受被动性时,也同意毫无抗拒地忍受外部强加的命运,这种厄运使她恐惧。无论小男孩是有雄心的、冒失的还是胆怯的,他奔向的是开放的未来;无论他是水手还是工程师,无论他留在田地里还是到城里去,他都会看到世界,会变得富有;他面对意外机会,等待着他的未来,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女孩会成为妻子、母亲、祖母;她会像她的母亲那样持家,她会像自己受到照顾那样照料她的孩子们,她十二岁,而她的历史已经刻写在天上;她从未创造自己的历史,却日渐一日地发现历史早已成形;这种生活的每一阶段事先都能预料到,而每天都不可抗拒地让她朝前走;当她想到这种生活时,她是好奇而又恐惧的。

她一旦开始预感到其中的秘密,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受到可憎的威胁。母性的魔力消失了,不管她了解情况是早是晚,是否一致,她知道孩子不会偶然出现在母亲的肚子里,不会是一根魔杖让孩子从肚子里出来,她焦虑地寻思。一个寄生体要在她体内长大,她往往不觉得美妙,而是可怕;想到这怪异的肿胀,使她恐惧。婴儿怎么会出来的?即便别人从来没有对她谈起分娩时的喊叫和痛苦,她也听到过片言只语,她看过《圣经》中这句话:“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她预感到她甚至想象不出的折磨;她设想在肚脐部分要动古怪的手术;如果她设想胎儿是从肛门推出来的,她便会为此不安,可以看到有些女孩以为了解生育过程后,会有神经性便秘。给以正确的解释无济于事,肿胀、撕裂和出血的意象会纠缠着她。女孩越是有想象力,对这些景象就越是敏感,没有一个女孩看到这些景象不发抖。柯莱特叙述在她看过左拉描写分娩的章节后,她的母亲发现她晕倒了。

作者描写分娩,展现粗俗而露骨的大量细节,具有解剖学的细致,挥洒自如的色彩、姿态、喊声,从这喊声里,我再也认不出自己田间少女的自控能力。我感到自己的轻信,惊恐不安,认为自己小姑娘的命运受到威胁……在我看来,其他字句描写撕裂的肉体、粪便、污血……我软绵绵地躺在草地上,仿佛一只刚刚被偷猎者活杀后捎回厨房的小野兔。

尽管大人给她安慰,她仍然惴惴不安;她已长大,学会不再相信成年人的话;她正是常常在生殖的奥秘上发现他们的谎言;她也知道,他们把最恐怖的事看做是正常的;如果她感到剧烈的肉体打击:切除扁桃腺、拔牙、割开瘭疽,她会把铭记在心的焦虑投射到分娩上。

害怕分娩,害怕男性性器官,害怕威胁着已婚者的“发作”,对下流行为的厌恶,对毫无意义的动作的嘲笑,这一切往往导致女孩宣称:“我永远不结婚。”这是对痛苦、疯狂、淫邪最明确的防卫。人们徒劳地向她解释,到那一天,她会明白无论破坏童贞还是分娩,都不是那么可怕,千百万女人都忍受得了,也都好好的。当一个孩子担心外界事件时,向她预言以后她会自然而然接受的,并不能让她摆脱恐惧,她所恐惧的是自己在未来会异化了,迷途了。毛毛虫变成蛹,再变成蝴蝶,使孩子心里产生不安:在长眠之后,还是同一条毛毛虫吗?它在闪光的翅膀下面认得出自身吗?我认识一些女孩子,看见蛹使她们坠入惶乱的幻想中。

然而,变形在进行。女孩自身不了解变形的意义,但是她意识到,在她同世界、同自己的身体的关系中,有某样东西正在突变,她对不久以前无动于衷的接触、味道和气味十分敏感;她的头脑里掠过古怪的意象;她认不出镜子中的自己了;她感到自己“很古怪”;这就是理查德·休斯在《牙买加的旋风》中描绘的小艾米莉:

艾米莉为了凉快,坐在没到肚子的水里,几百条小鱼用好奇的嘴搔痒她每一寸身体;简直是毫无感觉的轻吻。最近,她憎恶别人触摸她,这令人讨厌。她不能再忍受下去,她从水里出来,穿上衣服。

甚至玛格丽特·肯尼迪笔下随和的泰莎也感到这种古怪的紊乱:她突然感到深深的不幸。月光从打开的房门涌进来,她的眼睛盯住被月光一分为二的厅堂的黑暗。她忍受不住。她一跃而起,发出夸张的轻轻的叫声:“噢!我多么憎恨全世界!”她于是跑到山里藏起来,惊恐而愤怒,受到似乎充满宁静的屋子的沉郁预感的追逐。她在小径中踉踉跄跄,又开始喃喃自语:“我想死,我想死掉。”她知道,她并不希望自己成为所说的那样,她压根儿不想死。但她话语的激烈似乎使她满足……

正当乳房和体毛开始发育时,会产生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有时变得自豪,但起初是羞耻;突然,孩子表现出羞耻心,她拒绝赤身裸体,即使是面对她的姐妹们或者对她的母亲亦然,她怀着惊讶与恐惧观察自己,焦虑地窥测这坚硬的乳核在乳头下出现,在肿胀,有点儿疼痛,而在不久以前乳头还像肚脐一样无伤大雅。她不安地感到,自己身上有一个容易受伤的地方,无疑,这种伤痛比起灼伤和牙痛是很轻微的;但是,不管是受伤还是生病,疼痛总是不正常的;而年轻的胸脯通常汇聚着某种无声的怨恨。有样东西正在掠过,这不是一种病,而是意味着生存的法则本身,但却是斗争和撕裂。当然,从出生到青春期,女孩长大了,不过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长大,日复一日,她的身体向她呈现出一件准确而完成的东西;如今,她“发育了”,这个词本身令她害怕;生命现象只有在找到平衡和具有一朵鲜花、一头毛皮光鲜的动物的凝固面貌时,才令人放心;但在胸脯发育时,女孩感到这个词的模棱两可:活生生。她既不是金子,也不是钻石,而是一个古怪的、活动的、不确定的物质,在这物质的中心,正在进行不纯的炼金术。她习惯披长发,飘拂如一束细丝,但在腋下和肚子下部新生的体毛,让她变成动物或者海藻。不管她是不是预先知道,她在这些变化中都会预感到让她脱离自身的最终目的;她被抛入超出自身生存时刻的生命循环之中,她猜测到使她注定属于男人、孩子、坟墓的附属性。乳房就本身而言,显得像无用的、不得体的增生。手臂、大腿、皮肤、肌肉,甚至人坐在上面的圆滚滚的臀部,一切至今都有明显的用途;只有被确定为小便器官的性器官有点暧昧不清,但它是隐秘的,他人看不见。乳房展现在羊毛套衫、罩衫下面,小姑娘与自身混同的这部分身体,显现为肉体;这是他人观察和注意的对象。有个女人对我说过:“我穿了两年短披肩,遮住我的胸脯,我感到非常难为情。”另外一个女人说:“我还记得与我同龄的一个女友,比我更早发育,她弯下腰来拣球时,我通过她的胸衣缝隙看到两只已经很沉重的乳房,这时我感到奇怪的慌乱,看到这个如此接近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要按这模样长成,我为自己感到脸红。”另外一个女人对我说:“十三岁时,我穿着短裙,光着大腿散步。有个男人笑着指出我的腿肚长得太鼓出。第二天,妈妈让我穿上袜子,加长我的裙子,但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观察我使我突然感到的打击。”女孩感到她的身体摆脱了她,它不再是她的个体性的明晰表现;它变得陌生;同时,她被他人当做一件东西把握,在街上,别人盯住她看,开始评头论足;她想隐没不见;她担心变成肉体,担心显露她的肉体。

无论如何,当获得快感时,这是一种独立的感觉,它具有一切童年娱乐的轻巧和天真。

激素分泌不平衡,带来神经和血管舒缩的不稳定。来月经是痛苦的:头痛、疲劳、肚子疼,使得正常活动难以进行,甚至不可能进行;在这些不适之外,往往还要加上心理紊乱;神经质、易怒,女人经常每个月都要经历半精神错乱的状态;神经中枢不再能够保证控制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紊乱,某种自体中毒,将身体变成设置在女人和世界之间的屏障、压在她身上的热雾,使她窒息,把她隔离开来,通过这不适的和被动的肉体,全宇宙成为过于沉重的负担。她受到压迫,被吞没了,由于她外在于世界的其余部分,她变成外在于她自身。一切崩溃了,时间不再相连,他人只通过抽象的承认得到承认;如果推理和逻辑未被损害,就像在忧郁症发作时,它们被用于表现机体紊乱爆发的情绪。这些事实极端重要,但正是女人对待它们的态度决定了它们的重要性。

在女人中间,有一种消除羞耻感的合谋关系;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唤起的骚动,一般是不强烈的;同性恋的温存既不会破坏童贞,也不用插入,它们满足童年时阴蒂的快感,却不要求有令人不安的新变形。少女可以实现她作为被动客体的使命,却没有感到自身深深地异化。

男人使她眼花缭乱,但也使她恐惧。为了调和她对他怀有的矛盾心情,她把他身上使她害怕的男性和虔诚崇拜的、光辉四射的神性分解开来。她对男性朋友表现突兀而粗蛮,却崇拜遥远的白马王子,他们是电影演员,她把他们的照片贴在床头上,还有死去或者活着的英雄,但他们无论如何无法接近,只是偶尔看到的陌生人,她知道再也不会重新见到他们。这样的爱情不会引起任何问题。往往她向往的是一个具有社会威望或有才华的男人,而他的身体不会引起她骚动不安,比如一个有点可笑的老教授;这些上年纪的男人已越过少女被封闭其中的世界,少女可以暗地里寄希望于他们,就像献身于天主那样,这样一种奉献没有什么屈辱,可以坦率地承认,因为不存在任何肉体的欲望。浪漫的女人甚至乐意接受,意中人外貌寻常,甚至丑陋,有点微不足道,她只会感到更安全。她假装埋怨把自己和他分隔开的障碍,但其实,她选择他正是因为从她到他不存在任何真实关系。因此,她把爱情变成一种抽象的、纯粹主观的体验,不危及她的整体性;她的心在跳动,她经历分离的痛苦、见面时的折磨、怨恨、希望、埋怨、热情,不过是空幻的;她根本没有介入。有趣的是选择的偶像离得越远,就越是光彩夺目,而天天遇到的钢琴教师不如说是可笑而丑陋的;如果爱上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陌生人,则宁愿他俊美和有阳刚气。重要的是,性的问题无论如何被规避了。这种精神恋爱延长和证实自恋倾向,这时肉欲只出现在内在性中,他者并不真正在场。少女时常以极其强烈的方式展开想象生活,正是因为她从中找到一种借口,使她能回避具体的体验。她选择将幻想和现实混同起来。

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羞耻具有的深层含义,以令人困惑的方式干扰最大胆的卖俏。小女孩可以有惊人的大胆,因为没有意识到她的主动性会暴露她的被动性,一旦她发觉,她就会愤怒和生气。没有什么比注视更加模棱两可的了;它隔开一段距离存在,通过这段距离,它表示尊重,可是,它狡黠地抓住了瞥见的形象。正在成长的女人在这种陷阱中挣扎。她开始放松,但马上约束自己,扼杀身上的欲望。

在疯笑的同时,少女寻求语言的帮助,在某些少女的嘴里,可以找到令她们的兄弟们脸红的粗俗词汇;无疑,由于她们一知半解,所说的话在她们身上并没有唤起十分准确的形象,她们不是那么为此而惊骇;再说,她们的目的要不是阻止形象形成,至少是使之变得温和;女中学生互相讲述的粗俗故事远远不是用来满足性欲的本能,而是否认性欲,她们只是从幽默的角度来看待性欲,仿佛在做机械的、几乎是外科的手术。同笑声一样,运用淫秽语言不仅是一种抗议,这也是对成年人的挑战、一种亵渎、一种故意反常的行为。少女拒绝自然和社会,以大量古怪的方式对之挑战和冒犯。

这些施虐受虐狂的行为,既是一种提前的性体验,也是对它的一种反抗;在忍受这些考验的时候,必须心肠变硬,去对付一切可能的考验,由此使考验变得缓和,包括新婚之夜的磨难。当少女把一条鼻涕虫放在自己的胸脯上时,当她吞下一瓶阿司匹林时,当她自残时,那是在向她未来的情人挑战:你强加给我的,绝不会比我强加给自己的更可恶。这就是她对性爱做出的阴郁而自豪的初次尝试。她注定要成为被动的猎物,但她要求自由,直至忍受痛苦和厌恶。当她用刀砍伤自己,用炭火烧伤自己时,她是抗议破坏她处女膜的插入,她使之变得无效,以表示抗议。既然她以行动来接受痛苦,她是受虐狂,她尤其是一个虐待狂,作为独立的主体,她鞭打、嘲笑、折磨这有依附性的肉体,这注定顺从、她憎恨却不愿摆脱的肉体。因为她无论如何都不选择本真地拒绝自己的命运。施虐受虐的嗜好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自欺,小女孩这样做,是因为她通过拒绝,接受了女人的未来;如果她当初不承认自己是肉体,她就不会仇恨地残害自己的肉体。甚至她的施暴也来自隐忍。

承认善是为了嘲笑它,提出规则是为了破坏它,尊重神圣是为了有可能加以亵渎。

少女由于还是孩子,在争吵和愤怒中弄得精疲力竭,她让自己病倒,表现出歇斯底里的不安,为的是吸引人注意,成为一个受重视的人。正是为了变得举足轻重,她干预他人的命运;她不择手段;吐露秘密,编造秘密,出卖别人,恶意中伤;她需要周围出现悲剧,以便感觉到是生活着,因为她在自己的生活中找不到援助。出于同样理由,她很任性;我们形成的幻觉,我们从中得到安慰的意象,都是矛盾的,只有行动使不同的时间得到统一。少女没有真正的意志,而只有欲望,她无条理地从这个欲望跳到那个欲望。造成她这种有时很危险的、前后不一的言行的是,每时每刻,她只消进入梦想,便整个儿投入。她处在不妥协、提要求的一边;她对确定和绝对有兴趣:由于不能掌握未来,她想达到永恒。

可以看出,人们责备少女的所有缺点,只不过更表明了她的处境。在满怀希望和雄心勃勃的年龄,在生活的愿望、在地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愿望变得强烈的年龄,知道自己是被动的和依附于他人的,那是令人难堪的状况;女人正是在这种想征服的年龄知道,任何征服对她来说都是不允许的,她应该自我否定,她的未来取决于男人的一时心血来潮。在社会方面和性方面,新的渴望在她身上苏醒后也注定得不到满足;她的一切生命力或精神方面的冲动,马上受到阻遏。可以理解,她很难重新建立自己的平衡。她多变的脾气,她的眼泪,她的神经危机,更多不是生理脆弱的结果,而是深度不适应的标志。

可是,少女通过千百条虚幻的道路要逃避的这种处境,有时她却也确实予以承受。她的缺点令人恼火,但是她有时又以卓越的优点令人惊讶。缺点和优点有同样的根源。她可以将拒绝世界、不安的等待、虚无变成一个跳板,从孤独和自由中探出头来。

少女保守自己的秘密,骚动不安,忍受着难以排解的冲突。这种复杂性使她情感丰富,她的内心生活比她的兄弟们更加深入地发展起来;她更关注心灵的活动,这些活动变得更细腻、更复杂;她比转向外界目标的男孩子有更多的心理感受。她能够重视与世界的对抗。她避免过于严肃和循规蹈矩造成的陷阱。她周围的人异口同声的谎言,受到她的讥笑,她洞若观火。她每天都感受到自己处境的不明朗,她超越无力的抗议,有勇气对既存的乐观主义、现成的价值观、虚伪的和安定人心的道德观重新提出质疑。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那个麦琪提供的动人例子就是这样,乔治·艾略特在这个人物身上再现了自己青年时期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怀疑和勇敢的反抗;男主人公们——特别是麦琪的兄弟汤姆——执著地肯定已成定论的原则,他们把道德凝固成正式的准则,麦琪企图重新注入生气,她推翻了这些准则,走到孤独的尽头,作为纯粹的自由浮现在男性僵化的世界之上。

当她没有遇到爱情时,有时会遇到诗意。由于她不行动,她便观看、感觉和记录;色彩和微笑能在她身上找到深刻的回响;因为她的命运分散存在于她身外,在已经建立的城市中,在成人的脸上;她以热情的、比年轻男人更非理性的方式去触摸和品味。她由于难以融入人类世界,难以适应这个世界,像孩子一样只能观察它;她对控制事物不感兴趣,而是关注它们的意义;她把握它们特殊的轮廓和出人意料的变形。她很少感觉到身上有创造的勇气,往往也缺乏表达的技巧;在她的谈话、通信、文学随笔、画作中,有时她表现出独到的敏感。少女热情地投向事物,因为她还没有失去超越性;她一事无成,她什么也不是的事实,会使她的冲动更加强烈,她是空无的,又是无限的,她力图从自己的虚无中所达到的,却是一切。因此,她把特殊的爱奉献给自然,她比少年更加崇拜自然。自然是难以征服的,非人性的,正是它最明显地概括了存在的全部。少女还没有将任何一部分世界归于自己,依仗这种一无所有,世界整个儿是她的王国;当她占有世界时,她也骄傲地占有她自己。

上述引文清楚地表明,少女在田野和森林里得到怎样的慰藉。在家里,母亲、法律、习俗、惯例处于支配地位,她想摆脱这往昔;她想轮到她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体,但是,从社会方面来说,她只有成为女人才能踏入成年人生活;她用退让为自己的解放付出代价,而处在植物和动物当中,她是一个人;她同时从家庭和男性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主体,一个自由人。她在森林的隐秘中找到自己心灵孤独的形象,而在平原的广阔地平线中找到超越性的感性形象;她本身是这片无垠的荒原、这高耸入云的山顶;这些通向未知的未来之路,她可以走下去,也将走下去;她坐在山冈顶上,拥有世上所有的财富,这财富就在她脚下,供她获取;通过水流的颤动、光线的颤抖,她预感到快乐、眼泪、她还不知晓的狂喜;池塘的涟漪、阳光的斑斑点点,对她隐约地预示了未来的情感历程。气味、颜色说着神秘的语言,其中一个词凸显出来,压倒一切:“生命”一词。生存不仅是写在区政府登记册上的抽象命运,它还是未来和肉体财富。拥有一个躯体,不再显得是一个可耻的污点;少女在母亲注视下放弃的这些欲望中,认出在树木中上升的树液;她不再是被诅咒的,骄傲地承认与树叶和鲜花有亲缘关系;她揉碎花冠,知道有朝一日一个活生生的猎物会把她的空手心塞满。肉体不再是污秽的,它是欢乐和美。少女和天空、大地融为一体,是激活和激励世界的难以分辨的气息,她是每一根灌木;她是植根于土地的个体和无限的意识,同时是精神和生命;她的在场就像大地本身一样是专横的、高奏凯歌的。

女人的性欲要复杂得多,它反映了女性处境的复杂性。读者已经看到,雌性不是将物种的特定力量汇合到她的个体生命中,而是成为物种的牺牲品,物种的利益与她的特殊目的是分离的;这种矛盾在女人身上达到顶点;例如,它表现为两种器官的对立:阴蒂和阴道。

然而,在真实的体验中,就像在不久以前处女的想象中,疼痛并非起到最主要的作用,插入的事实更为重要。男人在性交中只使用外部器官,女人却要被戳入身体内部。无疑,许多年轻男人到女人幽暗的隐秘处去冒险也不是不带着焦虑的;他们感到孩子来到岩洞口和陵墓前的恐惧,也像面对钳口、长柄镰刀、捕狼套子时一样害怕,他们设想,自己膨胀的阴茎会被黏膜的套筒夹住;女人一被插入,便没有这种危险感,但反过来,她感到自己肉体上被异化了。

她感到自己是工具,全部自由在另一方。把女人比做小提琴,而把男人比做使她颤动的弓,是一种诗意的说法。巴尔扎克说:“做爱时,灵魂撇开不说,女人就像一把琴,只对懂得弹琴的人献出她的秘密。”

女性的情欲是贝壳类动物柔软的蠕动;男人是迅猛的,而女人只有不耐烦;她的等待可以变得强烈,却仍然是被动的;男人像鹰隼那样扑向猎物;女人像食肉的植物,又像吞没昆虫和孩子的沼泽那样窥伺;她是吸取、吸盘、液体,她是树脂和胶,是一种静止的、渗透性的和有黏性的召唤,至少她是这样暗中感觉到的。因此,她身上不仅有对企图使她屈服的男性的抗拒,而且有内心冲突。在禁忌、在来自教育和社会的抑制之外,还要加上对来自性体验本身的厌恶和拒绝,两者相互作用,以致在第一次性交后,女人往往比以前更加反抗她的性的命运。

可以肯定的是,对男人来说,性交有一个生物学的明确目的:射精;当然,达到这个目的要通过其他大量十分复杂的意图;目的一旦达到了,它就像是一个结局,即使欲望没有满足,至少它消失了。

由于没有给它确定的终结,快感趋向无限,这往往是一种神经性的或者心脏的疲倦,或者是心理上的满足,而不是准确的满足,限制了女人性欲的能力;甚至即使她满足了,精疲力竭了,她也绝没有完全解脱:按照尤维纳利斯的说法,Lassata necdum satiata。(精疲力竭而没有满足)

如果男人身后不是有一大堆情结,使他把做爱看成一场搏斗,女人就会省去许多困难,这时,她可以不把床看成竞技场。

男人和女人由于互不相同,彼此惧怕:他面对她感到怜悯和不安;他竭力对她殷勤、宽容和节制;她尊敬他,有点害怕他,面对他竭力控制自己;每个人都处心积虑宽待神秘的他者,衡量不出对方的情感和反应。女人之间是无情的;她们互相拆台,互相挑衅,互相追逐,互相挑逗,互相拖向卑劣的深渊。男性的平静——不论是出于冷漠还是自我克制——是一道堤坝,女性的争吵要在上面碰得粉碎,但在两个女友之间,会泪流满面,大吵大闹,她们反复责备和解释,没完没了。要求、指责、嫉妒、专横跋扈,所有这些夫妻生活的祸害,以更剧烈的方式释放出来。这样的爱情常常是狂风暴雨式的,这是因为它们通常比异性恋爱情更受威胁。

由于女人的职业时常是无报酬或工资微薄,她自然受到这种方便的吸引;结婚比其他许多职业更有利可图。风俗使独身女人的性解放更困难;在法国,妻子通奸至今仍然是犯罪,可任何法律都不禁止女人自由恋爱;然而,如果她想找一个情人,首先必须结婚。许多家教严格的资产阶级年轻女子,至今仍然“为了获得自由”而结婚。

蒙田以一种可爱的犬儒主义这样表达:因此,让受尊敬的和神圣的联姻沉溺于淫乐,是一种乱伦;亚里士多德说,必须“谨慎和严厉地对待妻子,只怕过于淫荡地触摸她,快感会让她脱离理性的制约……”我看,没有比建立在美貌和爱欲之上的婚姻更快地失败和引起麻烦的了,必须有更扎实和更持久的基础,还要保持戒备;这种华而不实的快乐毫无用处……如果有好婚姻,它要拒绝爱情的陪伴和条件(第三卷第五章)。他还说(第一卷第三十章):如果没有节制,他们和妻子结合得到的快感本身就要受到指责;就像在不合法者身上那样,在放纵和放荡中支持不住。热烈的爱情的第一次结合后不能克制,不仅是不适宜的,而且要损害我们的妻子。她们至少要用另一种方式了解什么是厚颜无耻。她们总是被我们的需要唤醒……婚姻是一种神圣的结合,因此,从中获得的快感应该是有限制的、严肃的、带有某种庄严的快感;这应该是谨慎的和受意识掌握的一种情欲。

她们不仅像忍受匮乏和不公正一样忍受这种痛苦,而且,人们强迫她们接受的那一套行为举止是不正常的。在她们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受到阻挡,她们没有使用的活力转为烦躁;她们过于文静的工作消耗不尽过于旺盛的精力;她们百无聊赖,出于无聊,要补偿她们忍受的低下地位,她们耽于愁苦的和浪漫的梦想;她们品味这种轻易能实现的逃遁,失去现实感;她们怀着无序的兴奋,沉浸在激动中;她们缺乏行动,却爱说话,有意将没头没尾的话羼杂严肃的词句;她们被丢在一边,“不被理解”,在自恋的感受中寻找安慰,她们把自己看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孤芳自赏,发出抱怨;自然而然,她们变得爱卖俏和装腔作势,这些缺点在青春期有增无减。她们的不适,表现为不耐烦、发脾气、爱哭泣;她们有流泪的爱好——很多女人以后仍保留这种爱好——大半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这既是对严酷命运的抗议,又是一种惹人怜爱的方式。杜庞卢主教写道:“小姑娘非常喜欢哭泣,我知道有几个对着镜子哭,以便双倍地享受这种状态。”

对于感受到自己是主体、独立、超越性,并且是绝对的个体来说,发现自身低一等是固有本质,这是一种古怪的体验,对于自为确立为主体的人来说,发现自己显示出他性是一种古怪的体验。当小女孩初次接触世界,领悟到自己是一个女人时,她感受到的正是这样。她所属的范畴处处是封闭的,有限制的,受到男性世界的控制:不管她升得多高,冒险到多远,她的头顶上总是有天花板,四周总有挡路的墙壁。男人的神祇在如此遥远的天上,以致对他来说其实没有神祇。小女孩生活在人面的神祇中间。

这种处境不是独一无二的。美国黑人部分融合到把他们当做低等阶层的文明中,他们经历的也是这种处境;使比格·托玛斯在生活初期感到切肤之痛的正是这种确定不疑的劣等性、这种刻写在肤色上被诅咒的他性,他望着飞机飞过,明白了由于他是黑人而不许上天。小女孩明白了由于是女人,不许她航海、到极地探险、进行千百种冒险、享受千百种快乐,因为她生来属于邪恶的一边。重大的差别是,黑人在抗拒中忍受他们的命运,任何特权都不能弥补他们命运的严酷,而女人被敦促合作。我已经提到过,在期望成为至高无上自由的主体的本真要求旁边,有着生存者对放弃和逃遁的非本真愿望;父母和教育者、书籍和传说、女人和男人,使被动的快乐在小姑娘面前闪闪发光;在她的整个童年时代,人们已经教会她品尝这些快乐;诱惑越来越狡诈;由于她的超越性的冲动遇到最为严峻的抗拒,她就越是可悲地做出让步。但是,她在接受被动性时,也同意毫无抗拒地忍受外部强加的命运,这种厄运使她恐惧。无论小男孩是有雄心的、冒失的还是胆怯的,他奔向的是开放的未来;无论他是水手还是工程师,无论他留在田地里还是到城里去,他都会看到世界,会变得富有;他面对意外机会,等待着他的未来,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女孩会成为妻子、母亲、祖母;她会像她的母亲那样持家,她会像自己受到照顾那样照料她的孩子们,她十二岁,而她的历史已经刻写在天上;她从未创造自己的历史,却日渐一日地发现历史早已成形;这种生活的每一阶段事先都能预料到,而每天都不可抗拒地让她朝前走;当她想到这种生活时,她是好奇而又恐惧的。

她一旦开始预感到其中的秘密,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受到可憎的威胁。母性的魔力消失了,不管她了解情况是早是晚,是否一致,她知道孩子不会偶然出现在母亲的肚子里,不会是一根魔杖让孩子从肚子里出来,她焦虑地寻思。一个寄生体要在她体内长大,她往往不觉得美妙,而是可怕;想到这怪异的肿胀,使她恐惧。婴儿怎么会出来的?即便别人从来没有对她谈起分娩时的喊叫和痛苦,她也听到过片言只语,她看过《圣经》中这句话:“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她预感到她甚至想象不出的折磨;她设想在肚脐部分要动古怪的手术;如果她设想胎儿是从肛门推出来的,她便会为此不安,可以看到有些女孩以为了解生育过程后,会有神经性便秘。给以正确的解释无济于事,肿胀、撕裂和出血的意象会纠缠着她。女孩越是有想象力,对这些景象就越是敏感,没有一个女孩看到这些景象不发抖。柯莱特叙述在她看过左拉描写分娩的章节后,她的母亲发现她晕倒了。

作者描写分娩,展现粗俗而露骨的大量细节,具有解剖学的细致,挥洒自如的色彩、姿态、喊声,从这喊声里,我再也认不出自己田间少女的自控能力。我感到自己的轻信,惊恐不安,认为自己小姑娘的命运受到威胁……在我看来,其他字句描写撕裂的肉体、粪便、污血……我软绵绵地躺在草地上,仿佛一只刚刚被偷猎者活杀后捎回厨房的小野兔。

尽管大人给她安慰,她仍然惴惴不安;她已长大,学会不再相信成年人的话;她正是常常在生殖的奥秘上发现他们的谎言;她也知道,他们把最恐怖的事看做是正常的;如果她感到剧烈的肉体打击:切除扁桃腺、拔牙、割开瘭疽,她会把铭记在心的焦虑投射到分娩上。

害怕分娩,害怕男性性器官,害怕威胁着已婚者的“发作”,对下流行为的厌恶,对毫无意义的动作的嘲笑,这一切往往导致女孩宣称:“我永远不结婚。”这是对痛苦、疯狂、淫邪最明确的防卫。人们徒劳地向她解释,到那一天,她会明白无论破坏童贞还是分娩,都不是那么可怕,千百万女人都忍受得了,也都好好的。当一个孩子担心外界事件时,向她预言以后她会自然而然接受的,并不能让她摆脱恐惧,她所恐惧的是自己在未来会异化了,迷途了。毛毛虫变成蛹,再变成蝴蝶,使孩子心里产生不安:在长眠之后,还是同一条毛毛虫吗?它在闪光的翅膀下面认得出自身吗?我认识一些女孩子,看见蛹使她们坠入惶乱的幻想中。

然而,变形在进行。女孩自身不了解变形的意义,但是她意识到,在她同世界、同自己的身体的关系中,有某样东西正在突变,她对不久以前无动于衷的接触、味道和气味十分敏感;她的头脑里掠过古怪的意象;她认不出镜子中的自己了;她感到自己“很古怪”;这就是理查德·休斯在《牙买加的旋风》中描绘的小艾米莉:

艾米莉为了凉快,坐在没到肚子的水里,几百条小鱼用好奇的嘴搔痒她每一寸身体;简直是毫无感觉的轻吻。最近,她憎恶别人触摸她,这令人讨厌。她不能再忍受下去,她从水里出来,穿上衣服。

甚至玛格丽特·肯尼迪笔下随和的泰莎也感到这种古怪的紊乱:她突然感到深深的不幸。月光从打开的房门涌进来,她的眼睛盯住被月光一分为二的厅堂的黑暗。她忍受不住。她一跃而起,发出夸张的轻轻的叫声:“噢!我多么憎恨全世界!”她于是跑到山里藏起来,惊恐而愤怒,受到似乎充满宁静的屋子的沉郁预感的追逐。她在小径中踉踉跄跄,又开始喃喃自语:“我想死,我想死掉。”她知道,她并不希望自己成为所说的那样,她压根儿不想死。但她话语的激烈似乎使她满足……

正当乳房和体毛开始发育时,会产生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有时变得自豪,但起初是羞耻;突然,孩子表现出羞耻心,她拒绝赤身裸体,即使是面对她的姐妹们或者对她的母亲亦然,她怀着惊讶与恐惧观察自己,焦虑地窥测这坚硬的乳核在乳头下出现,在肿胀,有点儿疼痛,而在不久以前乳头还像肚脐一样无伤大雅。她不安地感到,自己身上有一个容易受伤的地方,无疑,这种伤痛比起灼伤和牙痛是很轻微的;但是,不管是受伤还是生病,疼痛总是不正常的;而年轻的胸脯通常汇聚着某种无声的怨恨。有样东西正在掠过,这不是一种病,而是意味着生存的法则本身,但却是斗争和撕裂。当然,从出生到青春期,女孩长大了,不过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长大,日复一日,她的身体向她呈现出一件准确而完成的东西;如今,她“发育了”,这个词本身令她害怕;生命现象只有在找到平衡和具有一朵鲜花、一头毛皮光鲜的动物的凝固面貌时,才令人放心;但在胸脯发育时,女孩感到这个词的模棱两可:活生生。她既不是金子,也不是钻石,而是一个古怪的、活动的、不确定的物质,在这物质的中心,正在进行不纯的炼金术。她习惯披长发,飘拂如一束细丝,但在腋下和肚子下部新生的体毛,让她变成动物或者海藻。不管她是不是预先知道,她在这些变化中都会预感到让她脱离自身的最终目的;她被抛入超出自身生存时刻的生命循环之中,她猜测到使她注定属于男人、孩子、坟墓的附属性。乳房就本身而言,显得像无用的、不得体的增生。手臂、大腿、皮肤、肌肉,甚至人坐在上面的圆滚滚的臀部,一切至今都有明显的用途;只有被确定为小便器官的性器官有点暧昧不清,但它是隐秘的,他人看不见。乳房展现在羊毛套衫、罩衫下面,小姑娘与自身混同的这部分身体,显现为肉体;这是他人观察和注意的对象。有个女人对我说过:“我穿了两年短披肩,遮住我的胸脯,我感到非常难为情。”另外一个女人说:“我还记得与我同龄的一个女友,比我更早发育,她弯下腰来拣球时,我通过她的胸衣缝隙看到两只已经很沉重的乳房,这时我感到奇怪的慌乱,看到这个如此接近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要按这模样长成,我为自己感到脸红。”另外一个女人对我说:“十三岁时,我穿着短裙,光着大腿散步。有个男人笑着指出我的腿肚长得太鼓出。第二天,妈妈让我穿上袜子,加长我的裙子,但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观察我使我突然感到的打击。”女孩感到她的身体摆脱了她,它不再是她的个体性的明晰表现;它变得陌生;同时,她被他人当做一件东西把握,在街上,别人盯住她看,开始评头论足;她想隐没不见;她担心变成肉体,担心显露她的肉体。

无论如何,当获得快感时,这是一种独立的感觉,它具有一切童年娱乐的轻巧和天真。

激素分泌不平衡,带来神经和血管舒缩的不稳定。来月经是痛苦的:头痛、疲劳、肚子疼,使得正常活动难以进行,甚至不可能进行;在这些不适之外,往往还要加上心理紊乱;神经质、易怒,女人经常每个月都要经历半精神错乱的状态;神经中枢不再能够保证控制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紊乱,某种自体中毒,将身体变成设置在女人和世界之间的屏障、压在她身上的热雾,使她窒息,把她隔离开来,通过这不适的和被动的肉体,全宇宙成为过于沉重的负担。她受到压迫,被吞没了,由于她外在于世界的其余部分,她变成外在于她自身。一切崩溃了,时间不再相连,他人只通过抽象的承认得到承认;如果推理和逻辑未被损害,就像在忧郁症发作时,它们被用于表现机体紊乱爆发的情绪。这些事实极端重要,但正是女人对待它们的态度决定了它们的重要性。

在女人中间,有一种消除羞耻感的合谋关系;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唤起的骚动,一般是不强烈的;同性恋的温存既不会破坏童贞,也不用插入,它们满足童年时阴蒂的快感,却不要求有令人不安的新变形。少女可以实现她作为被动客体的使命,却没有感到自身深深地异化。

男人使她眼花缭乱,但也使她恐惧。为了调和她对他怀有的矛盾心情,她把他身上使她害怕的男性和虔诚崇拜的、光辉四射的神性分解开来。她对男性朋友表现突兀而粗蛮,却崇拜遥远的白马王子,他们是电影演员,她把他们的照片贴在床头上,还有死去或者活着的英雄,但他们无论如何无法接近,只是偶尔看到的陌生人,她知道再也不会重新见到他们。这样的爱情不会引起任何问题。往往她向往的是一个具有社会威望或有才华的男人,而他的身体不会引起她骚动不安,比如一个有点可笑的老教授;这些上年纪的男人已越过少女被封闭其中的世界,少女可以暗地里寄希望于他们,就像献身于天主那样,这样一种奉献没有什么屈辱,可以坦率地承认,因为不存在任何肉体的欲望。浪漫的女人甚至乐意接受,意中人外貌寻常,甚至丑陋,有点微不足道,她只会感到更安全。她假装埋怨把自己和他分隔开的障碍,但其实,她选择他正是因为从她到他不存在任何真实关系。因此,她把爱情变成一种抽象的、纯粹主观的体验,不危及她的整体性;她的心在跳动,她经历分离的痛苦、见面时的折磨、怨恨、希望、埋怨、热情,不过是空幻的;她根本没有介入。有趣的是选择的偶像离得越远,就越是光彩夺目,而天天遇到的钢琴教师不如说是可笑而丑陋的;如果爱上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陌生人,则宁愿他俊美和有阳刚气。重要的是,性的问题无论如何被规避了。这种精神恋爱延长和证实自恋倾向,这时肉欲只出现在内在性中,他者并不真正在场。少女时常以极其强烈的方式展开想象生活,正是因为她从中找到一种借口,使她能回避具体的体验。她选择将幻想和现实混同起来。

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羞耻具有的深层含义,以令人困惑的方式干扰最大胆的卖俏。小女孩可以有惊人的大胆,因为没有意识到她的主动性会暴露她的被动性,一旦她发觉,她就会愤怒和生气。没有什么比注视更加模棱两可的了;它隔开一段距离存在,通过这段距离,它表示尊重,可是,它狡黠地抓住了瞥见的形象。正在成长的女人在这种陷阱中挣扎。她开始放松,但马上约束自己,扼杀身上的欲望。

在疯笑的同时,少女寻求语言的帮助,在某些少女的嘴里,可以找到令她们的兄弟们脸红的粗俗词汇;无疑,由于她们一知半解,所说的话在她们身上并没有唤起十分准确的形象,她们不是那么为此而惊骇;再说,她们的目的要不是阻止形象形成,至少是使之变得温和;女中学生互相讲述的粗俗故事远远不是用来满足性欲的本能,而是否认性欲,她们只是从幽默的角度来看待性欲,仿佛在做机械的、几乎是外科的手术。同笑声一样,运用淫秽语言不仅是一种抗议,这也是对成年人的挑战、一种亵渎、一种故意反常的行为。少女拒绝自然和社会,以大量古怪的方式对之挑战和冒犯。

这些施虐受虐狂的行为,既是一种提前的性体验,也是对它的一种反抗;在忍受这些考验的时候,必须心肠变硬,去对付一切可能的考验,由此使考验变得缓和,包括新婚之夜的磨难。当少女把一条鼻涕虫放在自己的胸脯上时,当她吞下一瓶阿司匹林时,当她自残时,那是在向她未来的情人挑战:你强加给我的,绝不会比我强加给自己的更可恶。这就是她对性爱做出的阴郁而自豪的初次尝试。她注定要成为被动的猎物,但她要求自由,直至忍受痛苦和厌恶。当她用刀砍伤自己,用炭火烧伤自己时,她是抗议破坏她处女膜的插入,她使之变得无效,以表示抗议。既然她以行动来接受痛苦,她是受虐狂,她尤其是一个虐待狂,作为独立的主体,她鞭打、嘲笑、折磨这有依附性的肉体,这注定顺从、她憎恨却不愿摆脱的肉体。因为她无论如何都不选择本真地拒绝自己的命运。施虐受虐的嗜好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自欺,小女孩这样做,是因为她通过拒绝,接受了女人的未来;如果她当初不承认自己是肉体,她就不会仇恨地残害自己的肉体。甚至她的施暴也来自隐忍。

承认善是为了嘲笑它,提出规则是为了破坏它,尊重神圣是为了有可能加以亵渎。

少女由于还是孩子,在争吵和愤怒中弄得精疲力竭,她让自己病倒,表现出歇斯底里的不安,为的是吸引人注意,成为一个受重视的人。正是为了变得举足轻重,她干预他人的命运;她不择手段;吐露秘密,编造秘密,出卖别人,恶意中伤;她需要周围出现悲剧,以便感觉到是生活着,因为她在自己的生活中找不到援助。出于同样理由,她很任性;我们形成的幻觉,我们从中得到安慰的意象,都是矛盾的,只有行动使不同的时间得到统一。少女没有真正的意志,而只有欲望,她无条理地从这个欲望跳到那个欲望。造成她这种有时很危险的、前后不一的言行的是,每时每刻,她只消进入梦想,便整个儿投入。她处在不妥协、提要求的一边;她对确定和绝对有兴趣:由于不能掌握未来,她想达到永恒。

可以看出,人们责备少女的所有缺点,只不过更表明了她的处境。在满怀希望和雄心勃勃的年龄,在生活的愿望、在地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愿望变得强烈的年龄,知道自己是被动的和依附于他人的,那是令人难堪的状况;女人正是在这种想征服的年龄知道,任何征服对她来说都是不允许的,她应该自我否定,她的未来取决于男人的一时心血来潮。在社会方面和性方面,新的渴望在她身上苏醒后也注定得不到满足;她的一切生命力或精神方面的冲动,马上受到阻遏。可以理解,她很难重新建立自己的平衡。她多变的脾气,她的眼泪,她的神经危机,更多不是生理脆弱的结果,而是深度不适应的标志。

可是,少女通过千百条虚幻的道路要逃避的这种处境,有时她却也确实予以承受。她的缺点令人恼火,但是她有时又以卓越的优点令人惊讶。缺点和优点有同样的根源。她可以将拒绝世界、不安的等待、虚无变成一个跳板,从孤独和自由中探出头来。

少女保守自己的秘密,骚动不安,忍受着难以排解的冲突。这种复杂性使她情感丰富,她的内心生活比她的兄弟们更加深入地发展起来;她更关注心灵的活动,这些活动变得更细腻、更复杂;她比转向外界目标的男孩子有更多的心理感受。她能够重视与世界的对抗。她避免过于严肃和循规蹈矩造成的陷阱。她周围的人异口同声的谎言,受到她的讥笑,她洞若观火。她每天都感受到自己处境的不明朗,她超越无力的抗议,有勇气对既存的乐观主义、现成的价值观、虚伪的和安定人心的道德观重新提出质疑。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那个麦琪提供的动人例子就是这样,乔治·艾略特在这个人物身上再现了自己青年时期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怀疑和勇敢的反抗;男主人公们——特别是麦琪的兄弟汤姆——执著地肯定已成定论的原则,他们把道德凝固成正式的准则,麦琪企图重新注入生气,她推翻了这些准则,走到孤独的尽头,作为纯粹的自由浮现在男性僵化的世界之上。

当她没有遇到爱情时,有时会遇到诗意。由于她不行动,她便观看、感觉和记录;色彩和微笑能在她身上找到深刻的回响;因为她的命运分散存在于她身外,在已经建立的城市中,在成人的脸上;她以热情的、比年轻男人更非理性的方式去触摸和品味。她由于难以融入人类世界,难以适应这个世界,像孩子一样只能观察它;她对控制事物不感兴趣,而是关注它们的意义;她把握它们特殊的轮廓和出人意料的变形。她很少感觉到身上有创造的勇气,往往也缺乏表达的技巧;在她的谈话、通信、文学随笔、画作中,有时她表现出独到的敏感。少女热情地投向事物,因为她还没有失去超越性;她一事无成,她什么也不是的事实,会使她的冲动更加强烈,她是空无的,又是无限的,她力图从自己的虚无中所达到的,却是一切。因此,她把特殊的爱奉献给自然,她比少年更加崇拜自然。自然是难以征服的,非人性的,正是它最明显地概括了存在的全部。少女还没有将任何一部分世界归于自己,依仗这种一无所有,世界整个儿是她的王国;当她占有世界时,她也骄傲地占有她自己。

上述引文清楚地表明,少女在田野和森林里得到怎样的慰藉。在家里,母亲、法律、习俗、惯例处于支配地位,她想摆脱这往昔;她想轮到她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体,但是,从社会方面来说,她只有成为女人才能踏入成年人生活;她用退让为自己的解放付出代价,而处在植物和动物当中,她是一个人;她同时从家庭和男性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主体,一个自由人。她在森林的隐秘中找到自己心灵孤独的形象,而在平原的广阔地平线中找到超越性的感性形象;她本身是这片无垠的荒原、这高耸入云的山顶;这些通向未知的未来之路,她可以走下去,也将走下去;她坐在山冈顶上,拥有世上所有的财富,这财富就在她脚下,供她获取;通过水流的颤动、光线的颤抖,她预感到快乐、眼泪、她还不知晓的狂喜;池塘的涟漪、阳光的斑斑点点,对她隐约地预示了未来的情感历程。气味、颜色说着神秘的语言,其中一个词凸显出来,压倒一切:“生命”一词。生存不仅是写在区政府登记册上的抽象命运,它还是未来和肉体财富。拥有一个躯体,不再显得是一个可耻的污点;少女在母亲注视下放弃的这些欲望中,认出在树木中上升的树液;她不再是被诅咒的,骄傲地承认与树叶和鲜花有亲缘关系;她揉碎花冠,知道有朝一日一个活生生的猎物会把她的空手心塞满。肉体不再是污秽的,它是欢乐和美。少女和天空、大地融为一体,是激活和激励世界的难以分辨的气息,她是每一根灌木;她是植根于土地的个体和无限的意识,同时是精神和生命;她的在场就像大地本身一样是专横的、高奏凯歌的。

女人的性欲要复杂得多,它反映了女性处境的复杂性。读者已经看到,雌性不是将物种的特定力量汇合到她的个体生命中,而是成为物种的牺牲品,物种的利益与她的特殊目的是分离的;这种矛盾在女人身上达到顶点;例如,它表现为两种器官的对立:阴蒂和阴道。

然而,在真实的体验中,就像在不久以前处女的想象中,疼痛并非起到最主要的作用,插入的事实更为重要。男人在性交中只使用外部器官,女人却要被戳入身体内部。无疑,许多年轻男人到女人幽暗的隐秘处去冒险也不是不带着焦虑的;他们感到孩子来到岩洞口和陵墓前的恐惧,也像面对钳口、长柄镰刀、捕狼套子时一样害怕,他们设想,自己膨胀的阴茎会被黏膜的套筒夹住;女人一被插入,便没有这种危险感,但反过来,她感到自己肉体上被异化了。

她感到自己是工具,全部自由在另一方。把女人比做小提琴,而把男人比做使她颤动的弓,是一种诗意的说法。巴尔扎克说:“做爱时,灵魂撇开不说,女人就像一把琴,只对懂得弹琴的人献出她的秘密。”

女性的情欲是贝壳类动物柔软的蠕动;男人是迅猛的,而女人只有不耐烦;她的等待可以变得强烈,却仍然是被动的;男人像鹰隼那样扑向猎物;女人像食肉的植物,又像吞没昆虫和孩子的沼泽那样窥伺;她是吸取、吸盘、液体,她是树脂和胶,是一种静止的、渗透性的和有黏性的召唤,至少她是这样暗中感觉到的。因此,她身上不仅有对企图使她屈服的男性的抗拒,而且有内心冲突。在禁忌、在来自教育和社会的抑制之外,还要加上对来自性体验本身的厌恶和拒绝,两者相互作用,以致在第一次性交后,女人往往比以前更加反抗她的性的命运。

可以肯定的是,对男人来说,性交有一个生物学的明确目的:射精;当然,达到这个目的要通过其他大量十分复杂的意图;目的一旦达到了,它就像是一个结局,即使欲望没有满足,至少它消失了。

由于没有给它确定的终结,快感趋向无限,这往往是一种神经性的或者心脏的疲倦,或者是心理上的满足,而不是准确的满足,限制了女人性欲的能力;甚至即使她满足了,精疲力竭了,她也绝没有完全解脱:按照尤维纳利斯的说法,Lassata necdum satiata。(精疲力竭而没有满足)

如果男人身后不是有一大堆情结,使他把做爱看成一场搏斗,女人就会省去许多困难,这时,她可以不把床看成竞技场。

男人和女人由于互不相同,彼此惧怕:他面对她感到怜悯和不安;他竭力对她殷勤、宽容和节制;她尊敬他,有点害怕他,面对他竭力控制自己;每个人都处心积虑宽待神秘的他者,衡量不出对方的情感和反应。女人之间是无情的;她们互相拆台,互相挑衅,互相追逐,互相挑逗,互相拖向卑劣的深渊。男性的平静——不论是出于冷漠还是自我克制——是一道堤坝,女性的争吵要在上面碰得粉碎,但在两个女友之间,会泪流满面,大吵大闹,她们反复责备和解释,没完没了。要求、指责、嫉妒、专横跋扈,所有这些夫妻生活的祸害,以更剧烈的方式释放出来。这样的爱情常常是狂风暴雨式的,这是因为它们通常比异性恋爱情更受威胁。

由于女人的职业时常是无报酬或工资微薄,她自然受到这种方便的吸引;结婚比其他许多职业更有利可图。风俗使独身女人的性解放更困难;在法国,妻子通奸至今仍然是犯罪,可任何法律都不禁止女人自由恋爱;然而,如果她想找一个情人,首先必须结婚。许多家教严格的资产阶级年轻女子,至今仍然“为了获得自由”而结婚。

蒙田以一种可爱的犬儒主义这样表达:因此,让受尊敬的和神圣的联姻沉溺于淫乐,是一种乱伦;亚里士多德说,必须“谨慎和严厉地对待妻子,只怕过于淫荡地触摸她,快感会让她脱离理性的制约……”我看,没有比建立在美貌和爱欲之上的婚姻更快地失败和引起麻烦的了,必须有更扎实和更持久的基础,还要保持戒备;这种华而不实的快乐毫无用处……如果有好婚姻,它要拒绝爱情的陪伴和条件(第三卷第五章)。他还说(第一卷第三十章):如果没有节制,他们和妻子结合得到的快感本身就要受到指责;就像在不合法者身上那样,在放纵和放荡中支持不住。热烈的爱情的第一次结合后不能克制,不仅是不适宜的,而且要损害我们的妻子。她们至少要用另一种方式了解什么是厚颜无耻。她们总是被我们的需要唤醒……婚姻是一种神圣的结合,因此,从中获得的快感应该是有限制的、严肃的、带有某种庄严的快感;这应该是谨慎的和受意识掌握的一种情欲。

事实上,如果丈夫唤醒了女性的肉欲,那是在一般性中唤醒它,因为他不是特别被选中的;他使自己的妻子可以在别人的怀抱里寻找快感;蒙田还说,过分地抚摸一个女人,就像“在篮子里拉屎,然后扣在自己头上”。另外,他真诚地同意,男性的谨慎使女人处于非常不愉快的处境。女人拒绝被引入社会的生活规范根本没有错;男人未征求她们意见就这样制订了。在她们和我们之间,自然有诡计和嘲弄。在这方面,我们并不尊重她们,在我们知道了她们超过我们,更能领会更热烈地追求爱情的效果以后……我们会同她们一起节欲,而且会忍受极度的难受……我们希望她们健康、有活力、丰满、吃得好、贞洁,就是说,既热烈又冷淡;因为我们认为要阻止她们在婚姻中热情奔放,根据我们的习俗,这婚姻只给她们带来很少的愉悦。

柯莱特写道:情欲在爱情的无边荒漠中占有极小的一块炽热之地,它是这样的炽热,以致人们首先只看到它。在这个不牢固的家周围,是未知数,是危险。当我们从短暂的拥抱,甚至从漫长的一夜中重新站起来时,必须开始一起生活,为对方生活。

幸福的理想一向以物质的形式体现在住宅上,不管是茅屋还是城堡;住宅体现了持久和分离。家正是在墙内构成一个孤立的单位,它通过一代代人的过渡,确定自己的身份;以家具和祖先肖像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往昔,预示着没有危险的未来;在园子里,四季在食用的蔬菜上写下了它们稳定的周而复始;每一年,以同样的鲜花装饰的同样的春天,准备迎接不变的夏天以及与年年相同的果实一起到来的秋天返回,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不会向无限逸去,它们规规矩矩地绕着圈子。

人们高度赞扬家务劳动的诗意。确实,它们让女人和物质打交道,她和物品实现了一种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存在的揭示,因而也丰富了存在。在《追寻玛丽》中,玛德莱娜·布尔杜克斯描绘了女主人公将清洁剂倒在炉子上得到的快乐,她感到指端的自由和擦亮的生铁照出她闪光形象的魅力。

当她从地窖上来,她喜欢桶装满的重量,到达每一个楼梯平台,就越发显得沉重。她向来喜欢普通物质,它们有一种特别的气味、粗糙或者轮廓。由此她知道怎样使用它们。玛丽的双手毫不犹豫,毫不退缩,伸进熄灭的炉内或者肥皂水里,去掉铁锈,给铁上油,给地板上蜡,只消来回一下就将盖满桌子的壳扫掉。这是一种完美的默契,一种在手掌和她接触的物品之间的情谊。

”多少女人就这样在一场永远不会带来胜利的战斗中,忍受无休无止的疲倦,甚至在条件比较优越的情况下,也不能获得最终胜利。很少任务比家庭主妇的劳动更像西西弗的酷刑了;日复一日,必须洗盘子,给家具掸灰,缝补衣物,这些东西第二天又会重新弄脏,满是灰尘和裂缝了。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变得衰老;她什么都不做;她仅仅在延续现状;她没感到获得积极的善,而是无休止地与恶作斗争。这是一种每天重新开始的斗争。

”孩子把未来看做不确定地向未知的高峰挺进。突然,在母亲洗盘子的厨房里,小女孩明白了,多年以来,每个下午,在同一时刻,这双手要浸到油腻的水里,用粗抹布擦瓷器。直到死,她们都要屈从这些仪式。吃饭、睡觉、打扫……岁月不再向天国攀登,它们在一张平展展的桌布上摊开,千篇一律,色调灰暗;每一天模仿前面一天;这是无用的、毫无希望的、永恒的现在。

在《灰尘》这个短篇小说中,柯莱特·奥德里巧妙地描绘了令人悲哀的虚荣心如何与时间搏斗:正是在第二天,她把长毛扫帚伸到沙发底下,掏出一样东西,她先是把它当成一团旧棉布或者一大团绒毛。但这只是一团灰尘,就像那些在忘记了打扫的、高高的大柜上形成的,或者是在家具后面,在墙壁和木头之间形成的。她面对这有趣的东西沉思起来。他们就这样生活在这些房间里有八到十星期,尽管朱丽叶很细心,但一团灰尘已经有时间形成了,逐渐增大,蹲在它的阴暗角落里,犹如她小时候使她害怕的那些灰色的野兽。一点纤尘表明了忽略,开始有点随便,这是呼吸到的空气、飘浮的衣屑、从打开的窗户吹进来的风触摸不到的寄存处,但这点纤尘已经代表灰尘的第二个状态,这是胜利的灰尘,正在成形增大,由寄存状态变成残屑。看起来几乎是漂亮的,透明,轻飘飘,好似荆棘的羽冠,不过更暗淡。……灰尘飞快地获得世上所有吸附的力量。它占有了世界,吸尘器只是这样的一件东西,用来表明人类能够浪费劳动、物质和创造力,以便同不可抵御的龌龊斗争。它是变成工具的废料。……他们的共同生活是这一切的原因,他们的简单饭餐留下皮与壳,到处有两团灰尘混杂在一起……每个家分泌出这些小小的垃圾,必须加以消灭,使之让位于新的垃圾……人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要能够穿上一件吸引行人注目的洁净的短袖衬衫出门,让你的丈夫,一个工程师体面地出现在生活中。各种说法掠过玛格丽特的脑海:注意看管好包裹……看好铜器,运用……她负责看管好两样不论什么东西,直到它们结束存在。

洗、熨烫、打扫、从大柜底下把絮状灰尘扫出来,这是阻挡死亡,也是拒绝生命,因为时间以同一动作创造和毁灭;家庭主妇仅仅把握消极方面。她的态度是善恶二元论。善恶二元论的特点不仅是承认有两个本原,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而且设定善是通过取消恶,而不是通过积极行动获得的;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尽管承认魔鬼的存在,却几乎不主张善恶二元论,因为人要奉献给天主,才能最好地与魔鬼作斗争,而不是关注魔鬼,以便战胜它。超越性与自由的任何理论都将恶的败北从属于向善的进步。但女人没有被召唤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家、房间、脏衣服、地板,是固定的事物,她只能不确定地排除渗入其中的坏的本原;她力求战胜灰尘、污点、泥巴、污垢;她同罪恶作斗争,她和撒旦搏斗。但这是一个可悲的命运,不是转向积极的目的,而是要不停息地击退敌人。家庭主妇常常在癫狂状态中忍受这个命运。

嗜好和恶习的特点,就是促使自由要它不想要的东西;因为有嗜好的家庭主妇憎恶以消极、肮脏、恶为命运,狂热地同灰尘作斗争,要求获得反叛灰尘的命运。因为一切活生生的扩张都在身后留下废物,她指责生活本身。一旦有个活的存在进入她的领域,她的眼睛就闪射出恶意的目光。“擦擦你的脚;不要弄乱一切,不要碰这个。”她想阻止她周围的人呼吸,一丝气息都是威胁。一切事件都带来无效工作的威胁,孩子摔个跟头,是一个要弥补的损伤。她在生活中只看到要出现解体腐烂,要求做出不确定的努力,失去了一切生之欢乐;她的目光严厉,表情忧心忡忡,严肃,时刻戒备;她以谨慎和吝啬自卫。她关上窗户,因为昆虫、细菌和灰尘会同阳光一起渗透进来;再说,阳光会毁坏丝绸帷幔,旧扶手椅藏在罩子下面,用樟脑丸熏过,阳光会使之泛白。她甚至并不乐于向客人展示这些宝贝,欣赏会弄污东西。这种不信任会转成尖酸刻薄,引起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敌意。

在《丈夫纪事》中的艾丽丝身上,料理家务的兴趣来自想支配一个世界的过度欲望、过度活跃的精力和没有对象便空转的统治意志;这也是对时间、世界、生活、人和一切存在的东西作出的挑战。

能通过一种材料再创造世界的艺术家——雕塑家和画家——对他们生活的范围完全不操心。里尔克在谈到罗丹时写道:我第一次到罗丹那里,我明白,他的家只是可怜巴巴的必需品,他是无所谓的:一个御寒的地方,一个用来睡觉的屋檐下。他对它毫不在意,它对他的孤独和静思绝没有一点压抑。他是在自己身上找到一个家:荫凉、藏身处和宁静。它变成他的天空、森林和大河,什么也阻挡不住它的奔流。

但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到一个家,首先必须在作品和行动中实现自我。男人不大关注自己的内心,因为他接触整个宇宙,而且因为他可以在计划中自我确认。相反,女人禁闭在夫妇共同体中,对她来说,是要把这所监狱改变成一个王国。她对家的态度受到一般来说确定她的处境的同一辩证法的制约:她通过变成猎物来获取,她通过退让解放自己;她放弃了世界的同时,却想征服一个世界。

现在黑夜被玻璃窗隔在一边,玻璃窗不但不给出外界准确的视野,反而以古怪的方式使它变形,以致秩序、固定的东西、坚实的土地好似进驻到室内;相反,在外面,只有一种反射,在其中变得流动的事物颤抖和消失了。

多亏她周围的天鹅绒、丝绸、瓷器,女人可以部分满足这种攫取的肉欲,那是她的性生活通常不能满足的;她也会在这个背景中找到她个性的表现;是她选择、制造、“好不容易觅到”家具和小摆设,按照一种审美观点摆放它们,对对称的操心一般在这种审美中占据重要位置;它们向社会表明她的生活水平,也反映了她特殊的形象。因此,她的家对她来说是她的世俗命运,是她的社会价值和最真实自我的表现。因为她无所事事,她便贪婪地在自己拥有的东西中寻找自我。

煤气和电扼杀了火的魔力,但在乡下,许多女人还在体验从死气沉沉的木头中燃起烈焰的乐趣。火生起来以后,女人变成女巫。只消一个动作——当她打匀鸡蛋,揉好面团时——或者通过火的魔力,她使物质蜕变,原料变成食品。柯莱特也描绘过这些炼金术的魔力:一切都是神秘、魔力、巫术,在火上放上炖锅、金属水壶、大锅和里面的东西,这一刻以及在充满柔和的不安、快乐的希望,你把冒热气的菜放在桌子上的那一刻之间所完成的一切……

女性作家特别赞美果酱的诗意,在铜盆里将固体的糖和柔软的果肉混在一起,是一项了不起的事;形成的东西起着泡沫,黏糊糊的,滚烫的,有点危险,家庭主妇驯服和骄傲地倾倒到罐子里的是沸腾的熔岩。当她给罐子套上羊皮纸,写上她取得胜利的日期时,她战胜的也是时间本身,她在糖的陷阱里获得时间,她在广口瓶中放进了生命。厨房进一步推进和显示物质的内涵。她把它们翻新,重新制作。在揉面团的活儿中,她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巴什拉说:“手同目光一样,具有梦想和诗意。”他还谈到这种“饱满的灵活,这种充满双手的灵活,而且无尽地将物质反映在手上,又从手上反映到物质中”。厨娘的手在揉面团时是一只“幸福的手”,烘烤使面团具有新价值。“因此,烘烤是一个重大的物质变化,一个从苍白到金黄,从面团到面包皮的变化。”女人在做好点心、千层酥中能够找到特殊的满足,因为并非谁都做得好,必须有天赋。米什莱写道:“没有什么比做面食的技巧更复杂的了。没有什么做起来更难,学起来更难的了。必须是天生的。一切都要有母亲那样的天赋。”

最令人悲哀的是,这种劳动创造的作品甚至不能长久保存。女人很想——如果她投入更多的精力——把她的工作本身看做有一种目的。在欣赏出炉的蛋糕时,她感叹说:吃掉它真是遗憾!丈夫和孩子们在打蜡的地板上拖着他们粘上泥巴的脚,真是遗憾。东西一用过,便被弄脏或者毁掉,我们已经看到,她想不使用它们;这一位保存果酱,直到发霉;那一位锁上客厅。但是人不能阻止时间流逝,食物吸引老鼠,里面会生虫。毯子、窗帘、衣服会有蛀虫,世界不是一个宝石的梦,它是由受到腐烂威胁的可疑物质构成的;可食用的东西也像达利笔下有血肉的魔鬼一样令人捉摸不透,它显得没有活力,是无机的,但隐藏的幼虫把它变成了尸体。在这些物中异化的家庭主妇,像物一样取决于整个世界:衣服烫焦了,肉烤糊了,瓷瓶打碎了;这是彻底的灾难,因为当这些东西毁掉时,是不可弥补地毁掉。不可能通过它们获得持久和安全。战争带来洗劫和炸弹,威胁着大柜和房屋。

男人结婚是为了安居在内在性中,而不是为了被关闭在里面;他要一个家,但能自由逃离它;他定居下来,但往往他在心里仍然是一个流浪者;他不藐视幸福,但他不把幸福变成一个目的;重复使他厌倦;他寻找新鲜感、冒险、需要战胜的抵抗、友情、让他摆脱孤独的两人世界的友谊。

强加给她不通过任何自由的思索就接受的原则和价值,等于侮辱她;她只有通过自主的判断才能分享丈夫的想法;与她格格不入的东西,她既不应该赞成,也不应该拒绝;她不能向他人借来自己的生存理由。

…她试图回忆在结婚之前、订婚期间他们的谈话。他们从来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互相诉说。但她对此并不感到不安……有的吻和有些事会占据你的脑子。但不能依靠这些吻和其他的东西度过七年之痒后的一个个晚上。

或许会觉得,在七年中已经习惯了,意识到日子就是这样,要忍耐下去。可是不行。这最终是恼人的。这不是有时在人们之间笼罩的软绵绵的、友好的那种静默。这给你一个印象,有点事要做,你没有完成你的责任。

最尊重胚胎生命的人,也是最热衷于要让成年人战死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女人对做母亲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对于小女孩,这是一个奇迹和一个游戏,她从布娃娃这未来的孩子中,预感到一个拥有和支配的对象。她在青少年时期却相反,看到对她宝贵的人身完整性的威胁。要么她粗暴地拒绝怀孕,就像柯莱特·奥德里的女主人公所告诉我们的:每个玩沙子的小孩,我都憎恨他出自娘胎……我也憎恨大人能支配孩子,让他们排泄,打他们屁股,给他们穿衣服,用各种方法使他们变得卑劣,女人软绵绵的身体总是准备萌生出新的小不点儿,男人则以满足和独立的神态注视女人和孩子柔软的肉。我的身体只属于我,我只爱它变成褐色的,沾满海盐,被荆豆刺伤。应该保持坚硬和封闭。

随着怀孕继续下去,母亲与胎儿的关系也在变化。胎儿牢固地安置在母腹中,两个机体互相适应,它们之间有生物学的交换,使女人重新找到平衡。她不再感到被物种占有,拥有腹中果实的是她。最初几个月,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被在她体内完成的隐秘的工作弄得衰弱了;随后,她明显是一个母亲,她的衰弱是她的荣耀的反面。她忍受的不灵便日益加剧时,反倒成了一个借口。许多女人在怀孕期间找到了美妙的平静,她们感到自己的生存有了理由;她们总是有自我观察和窥视自己身体的兴味;过去她们因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不敢以太多的得意心情去关注身体,现在她们有权在意自己的身体;她们为自己的幸福所做的一切,也是为孩子而做的。人们不再要求她们工作,也不再要求她们做出努力;她们不再需要操心世上的其他事情,她们抱有的未来梦想,意义在于此时此刻;她们只消让自己活着,她们在度假。她们生存的理由在这里,在她们的肚子里,并给予她们完美的充实印象。海伦妮·多伊奇引用一个女人的话:“这好像冬天的一只小炉子,一直在燃烧,摆在那里,仅仅为了你,完全服从你的意志。这也像夏天不停地喷出的冷水淋浴。就是这样。”女人被塞得满满的,也经历了感到自我“有意思”的那种满足,这是从青少年时期以来她最深沉的欲望;作为妻子,她要忍受对男人的从属;如今,她不再是性欲的对象和女仆,而是体现了物种,她是生命和永恒的许诺;她周围的人尊敬她;甚至她的任性也变得神圣,我们已经看到,这就鼓励她编造“想吃的欲望”。海伦妮·多伊奇说:“怀孕使女人在其他情况下显得荒唐的行为变得合理。”她体内另一个人的在场给了她理由,她终于充分享受成为自己。

孩子强加给她们艰辛的劳役,却不再属于她们,孩子就像一个暴君;她们怀着敌意瞧着这个陌生的小个体,他威胁着她们的肉体、她们的自由和整个自我。

人们一向了解母性这残忍的一面,但是人们创造继母的典型,以虚伪的羞耻感消除“坏母亲”的概念。

我说过,压在婚姻之上的诅咒是,两个人往往在他们的软弱中,而不是在他们的力量中结合,每个人都要求对方,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乐。梦想通过孩子达到充实、温暖、自己不善于创造的价值,这是更加令人失望的骗局;它只给能够无私地希望另一个人幸福的女人,只给不要回报、寻求对自身生存的超越的女人带来快乐。当然,照顾孩子是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然而,它像任何其他事业一样,并不是对生存必要性的现成证明;对它的渴求必须是为自身,而不是为了不可靠的利益。施特克尔说得很正确:孩子不是爱情的替代品;他们不能代替破碎生活的目的;他们不是用来填补生活空虚的物质;他们是一种责任,一种沉重的职责;他们是自由之爱最高贵的花饰。他们既不是父母的玩物,也不是父母生活需要的满足和不能实现的雄心的代用品。孩子,这是培养幸福的人的义务。

这样的义务没有丝毫的自然之处,自然永远不会决定道德选择,选择要带来承诺。生育是担负一项承诺;如果母亲随后回避这个承诺,她要对人类生存和自由犯下错误,但没有人能够强迫她这样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像夫妇关系一样,本应是自愿的。

拒绝女人参与一切公共活动,把她拒于男性职业的门外,在所有领域宣布她无能,却将最细致最繁重的工作,即培养人交给她,是愚蠢的、违反常理的。有许多女人,风俗和传统仍然拒绝让她们受教育、学文化、具有责任感、参与属于男人特权的活动,却又毫无顾忌地把孩子交到她们手里,就像从前与小男孩相比显得低一等,用布娃娃来安慰她们一样;人们不让她们生活;作为补偿,让她们同有血有肉的玩具玩耍。

卖弄风情与社会生活的这种结合,在“晚礼服”上特别明显。为了表明有个盛会,也就是说有奢侈和浪费,这些裙子应该价格昂贵,容易损坏,尽量穿着起来不方便;裙子是这样长和这样宽,或者这样碍事,以致走路都很困难;女人在首饰、边饰、闪光片、花朵、羽毛、假发的打扮下,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玩偶;甚至连这肉体也在展示;就像花朵无偿地盛开一样,女人袒露她的肩膀、背部、胸脯;除非在狂欢时,男人不应该表明他在觊觎她,他只有权注视和跳舞时拥抱她,但是他可以迷醉于成为一个充满奇珍异宝的世界的国王。盛会在这里干脆具有交换礼物的节日的面貌,每个人都把作为自己财产的身体,当做礼物展示给其他所有人看。女人穿着晚会裙服,打扮成使一切男性愉悦和使她的所有者骄傲的女人。

德·诺阿耶夫人也非常重视打扮,她在《回忆录》中忧郁地写到一条没做好的裙子引起的悲剧。我喜欢鲜艳的颜色、大胆的颜色对比,我觉得一条裙子是一道风景,一个同命运一起来的诱饵,一个爱情的许诺。当我穿上不熟练的手缝制的裙子时,我会因看到所有缺点而感到难受。

在这里,惯例将对美的关注和对衣柜的维护变成苦役。对一切活体的变化带来衰退的恐惧,在某些性欲冷淡和受到挫折的女人身上,引起对生命本身的恐惧,她们竭力保存自己,就像有些女人保存家具和果酱那样;这种消极的固执,使她们成为自己生存的敌人,并敌视他人,丰盛的饭餐会使体态变形,酒会使面色过于红润,笑得太多会生皱纹,阳光会伤害皮肤,休息会增加体重,工作会使人变老,爱情会使人有黑眼圈,接吻会使面颊火辣辣,抚摸会使乳房变形,交欢会使肉体憔悴,怀孕会使面孔和身体变丑;众所周知,有多少年轻母亲愤怒地将被她们的舞裙吸引的孩子推开:“别碰我,你的手有汗,会弄脏我的裙子。”爱打扮的女人也是这样粗暴地对待丈夫或者情人的殷勤。就像用罩布套住家具一样,她想摆脱男人、世界和时间。但所有这些小心谨慎并不能阻止白发和鱼尾纹出现。从青年时代起,女人便知道,这个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小心翼翼,她还是不断出事:一滴酒洒落在她的裙子上,一支香烟将裙子烧出一个洞;于是,那个在客厅里微笑、趾高气扬、在盛会中衣衫华丽的女人消失了,她摆出主妇的严肃和古板的脸容;人们突然发现,她的打扮不是一束花、一道烟火、一闪即灭的灿烂光芒,而是一笔财富、一笔资本、一笔投资,它需要做出牺牲,失去它是不可弥补的灾难。污迹、破损、做工失败的裙子、失败的烫发,是比烧焦的烤肉或者打碎的花瓶更为严重的灾难,因为爱打扮的女人不仅在物中异化,还想成为物,她不用通过中介便感到自己危险地处在世界中。她和裁缝和制帽女工保持的关系,她的不耐烦,她的要求,都表现了她的严肃精神和不安全感。做得好的裙子使她成为她梦想的人物,但穿上一件旧的、做工不好的衣服,她会感到自己丧失地位。

道德家对给予情人的偏爱感到愤怒,我已经指出过资产阶级文学要恢复丈夫形象的努力,但是,指出在社会看来——就是说在其他男人看来——丈夫比他的情敌更有价值来捍卫丈夫,那是荒谬的,这里,重要的是他对妻子体现了什么。然而,有两个特征使他变得可憎。首先,是他承担了启蒙者的可憎角色;处女幻想既被蹂躏又被尊重的矛盾要求,几乎注定了他的失败;她在他的怀抱里永远是性欲冷淡的;她在情人身边既感受不到贞操被剥夺的痛苦,也感受不到羞耻心被征服所产生的最初的屈辱;她避免了受到突袭造成的精神创伤,她大致知道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她比新婚之夜更真诚,没有那么敏感,没有那么天真,不再把理想的爱情和肉欲、感情和骚乱混为一谈,当她选择一个情人时,她想要的就是一个情人。这种清醒是她的选择自由的一个方面。因为这正是压在丈夫身上的另一个问题所在:他通常是被强加的,而不是被选择的。她接受他要么是逆来顺受,要么是被家庭交付给他的;无论如何,即使她是出于爱情嫁给他,在嫁给他时,她让他成为自己的主人;他们的关系变成一种责任,她往往觉得他以暴君的面目出现。无疑,情人的选择受到环境限制,但是,在这种关系中有一种自由的维度;结婚,是一种责任,选择一个情人,是一种奢侈;这是因为在他恳求她的情况下,她才向他让步,她即令不能确定他的爱情,至少能确定他的欲望;这不是服从他要执行的法律。

马罗说:“在靠卖淫出卖自身的女人和通过婚姻出卖自身的女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价格和契约的期限。”

女人的历史——由于女人还封闭在她的女性职能中——相比男人的历史更加取决于生理上的命运;这个命运的发展曲线,比男人的曲线更受到阻碍,更断断续续。女人生活的每一个时期都是平稳和单调的,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过渡,都有危险的突发性;这种过渡以比在男性身上更有决定性的危机表现出来:青春期、性欲启蒙、绝经。男人是不断地衰老的,而女人是突然失去女性特点;在社会和她自己看来,她从生育中证明自己生存的必要性,获得幸福的机会,可她失去性的吸引力和生育能力时还很年轻,尽管失去了未来,她仍然约有一半成年人的生活要度过。

她施展千百种诡计,她以假装献身硬要别人接受自己,她把礼貌、友谊、感激变成陷阱。她不仅仅出于对鲜嫩肉体的兴趣,向年轻男人进攻,只有从他们那里,她才能希望获得这种无私的温情,那是青年人有时对母亲般的情妇所感受到的;她自己变得咄咄逼人,有支配欲,正是谢里的温顺同他的俊美一样,使莱娅感到满足;德·斯达尔夫人过了四十岁以后,为自己挑选了能以她的威望压倒的年轻侍从;再说,胆小的、没有经验的男人更容易屈服。当引诱和诡计表明确实无效时,执著的女人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付钱。中世纪关于“卡尼维”的民间故事阐明了这些不可餍足的女妖怪的命运:一个年轻女人向她的每一个情人要求一把小“卡尼维”,作为她献身的回报,她把它们放在橱柜里;橱柜摆满的一天到来了,但这时候,是她的情人们开始在每个做爱之夜后向她要求一把卡尼维;不用多久,橱柜就空了;所有的卡尼维都归还了,必须再去买一些。有些女人玩世不恭地对待这种处境,她们年老色衰,轮到她们“归还卡尼维”。

在美国,受尊敬的“妈妈们”影响很大;寄生生活给她们提供的闲暇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由此也说明寄生生活的有害性。菲利普·怀利在谈到美国的“妈妈们”时说:“她们对医学、艺术、科学、宗教、法律、健康、卫生……一无所知,作为无数这类组织之一的成员,很少关心她所做的事,对她来说,只消这是某件事。”她们的努力并没有融合到一个严密的、有建设性的计划中,没有指向客体目标,只趋向于迫切地表现她们的兴趣、她们的偏见,或者为她们的利益服务。比如在文化方面,她们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她们消费了最多的书,但她们阅读就像独自玩牌戏;文学只有对有人生计划的个体,帮助他们超越自身,开拓更广阔的视界时,才具有意义,获得尊严;文学必须融合到人类超越性的活动中;相反,女人吞下书籍和艺术品,把它们淹没在她的内在性中;油画变成小摆设,音乐老是一个调,小说像针织的沙发靠头巾一样,是无用的梦幻。正是美国女人要为畅销书的贬值负责,畅销书不仅是为了取悦读者,而且是为了取悦无所事事、一心要逃避生活的女人。至于她们的全部活动,菲利普·怀利这样界定:她们使政治家恐惧,直至迫使他们唉声叹气地顺从,而且还使牧师恐惧;她们使银行总裁心烦意乱,使学校校长无地自容。“妈妈们”有五花八门的组织,这些组织的真正目的在于迫使她们的亲属卑劣地屈从她们的自私欲望……如果可能的话,她们要把年轻妓女赶出城市和各州……她们做出安排,要让公共汽车行驶路线让她们方便,而不是让劳动者方便……她们举办花费惊人的商品展览会和慈善集会,再把产品送给看门人,让他们买啤酒,以便次日早上治疗委员会的成员因饮酒过度感到的头痛……俱乐部给“妈妈们”提供插手别人事务的无数机会。

老年女人的智慧无论是逗笑的还是辛辣的,仍然是完全消极的,它是抗议、指责、拒绝,它是贫瘠的。在她的思想和行动中,寄生女人所能经历的自由的最高形式,就是斯多葛主义的挑战或者怀疑论的讽刺。

她们的显著特征之一是逆来顺受。当人们从庞贝城的灰烬中挖掘出遗体时,注意到男人是在反抗的姿态中凝固住的,向上天挑战,或者企图逃跑,而女人却弯腰曲背,蜷成一团,面孔朝向地面。她们知道自己无力抗拒事物:火山、警察、老板、男人。她们说:“女人生来是受苦的。这是生活……女人对此无能为力。”这种逆来顺受产生了耐心,人们时常赞赏她们身上的这种品质。她们比男人更能忍受肉体痛苦;当情况需要时,她们能够坚忍不拔,许多女人缺乏男人的攻击性勇气,却以被动的抗拒那种镇定顽强引人注目;她们比丈夫更加坚强有力地面对危机、贫困、不幸;她们尊重仓促行事决不能战胜的时间,所以不衡量自己的时间;当她们以沉着坚定的态度做事时,有时获得光辉的成就。谚语说:“女人希望的总能做到。”在一个慷慨的女人身上,逆来顺受表现为宽容,她接受一切,不谴责任何人,因为她认为,无论人还是事物都不能异于本来面目。

选择指责,不是选择摆脱不幸,而是选择沉迷其中;她的最大安慰是装扮成殉道者。生活和男人征服了她,她要反败为胜。因此,她像童年时那样,非常轻松地沉醉于大哭大闹中。

眼泪既是抱怨,又是安慰,既是狂热,又是使人快慰的清凉。眼泪也是最高的托词,像暴风雨一样突如其来,一阵阵爆发出狂风、骤雨、冰雹,将女人变成发出哀怨呜咽的喷泉、风狂雨暴的天空;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罩上了一层雾,它们甚至没有目光,消失在雨水中;看不见东西的女人又回到自然事物的被动性中。

有大量的女性行为应当理解为抗议。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常常出于挑战而不是出于乐趣对丈夫不忠;她故意冒冒失失和大手大脚,因为他有条不紊和精打细算。厌恶女人者指责女人“总是迟到”,认为女人缺乏“准确感”。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多么顺从地屈服于时间的要求。她是故意迟到的。有些爱打扮的女人认为这样可以刺激男人的欲望,更加重视她们的出现;尤其是,女人让男人多等一会儿,以抗议她一生漫长的等待。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整个生存是等待,因为她被关闭在内在性和偶然性的范围内,证明她生存的必要性总是掌握在别人手里,她等待男人的敬意和赞同,等待爱情,等待丈夫和情人的感激和赞美;她等待他们给她存在理由、价值和存在本身。她从他们那里等待给养,无论她掌握支票簿,还是每周或每月得到丈夫给她的款子,他必须领到工资,必须争取到加薪,才能让她支付杂货商,或者买一条新裙子。她等待男人露面,她的经济附属地位使她由男人支配;她只是男性生活的一个因素,而男人是她的整个生活;丈夫在外忙于事务,女人要忍受他一整天不在家;是情人——哪怕很热情——根据他的情债决定分手和会面。在床上,她等待男人的欲望,有时十分焦虑地等待自己的快感来临。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情人定下约会时姗姗来迟,在丈夫指定的时间没有准备好;她由此确定自己的事的重要性,她要求她的独立,暂时重新变成本质的主体,对方要被动地忍受她的意愿。这是胆小的报复,不管她多么固执地要让男人“久等”,她永远补偿不了要窥伺、期望、屈从男人的一时雅兴所度过的无穷无尽的时间。

男人的体验是知性的,但充满空白;女人的体验是在自己的范围内的,晦暗而充实。这种不透明使她显得沉重,在同她的关系中,她觉得男性轻巧,他有独裁者、将军、法官、官僚、法典和抽象原则的轻巧。

女人并不正面认为,真理不同于男人所认为的那样,她宁可接受真理不存在。不仅是生活使她怀疑同一性原则,也不仅是她周围的魔法现象破坏了因果概念,她正是在男性世界的中心,在从属于这个世界的自己身上,把握了一切原则、一切价值和一切生存的模糊性。她知道,男性道德在涉及她的方面是一个大骗局。男人夸大其辞地要她接受他的品德和荣誉的法规,但却小心谨慎地怂恿她不服从,他甚至期待这种不服从;没有这种不服从,他借以藏身的整个漂亮牌坊就会倾覆。

男人乐意依据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公民向普遍性超越,会获得道德的尊严,作为一个特殊个体,他有权实现欲望和快感。他和女人的关系因而处在一个偶然性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道德不再适用,品行无关宏旨。他和其他男人的关系涉及价值;他根据大家普遍承认的法律,面对其他自由,他也是一种自由;但在女人身边——她是为这个目的被创造出来的——他不再承担他的生存,他投身于自在的幻影中,位于非本真的层面上;他表现出暴虐、虐待狂、暴力,或者幼稚、受虐狂、爱抱怨;他竭力想满足自己的困扰和嗜好;他“放松”自己,以自己在公众生活中获得的权利的名义“无拘无束”。他的妻子往往被他的言辞、他的公开品行的高格调和“他暗中不懈的新花样”之间形成的对照弄得很惊讶,就像苔蕾丝·德斯盖鲁一样。他宣扬重新增加人口,他善于控制生孩子,不超过他感到适合的范围。他赞扬贞洁和忠实的妻子,但他勾引邻居的妻子通奸。我们已经看到,男人多么虚伪地宣布,堕胎是犯罪,而在法国每年有一百万女人弄得要人工流产;丈夫或情人常常迫使她们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他们也时常暗示,有时这是有必要的。他们公开期望,女人会同意犯轻罪,她的“不道德”对男人所尊重的道德社会的和谐是必要的。这种口是心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男人对卖淫的态度,是他的需求产生了供给;我已经说过,妓女以何等厌恶和怀疑的态度看待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他们谴责一般的恶习,但对自己个人的嗜好表现得极为宽容;人们却认为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女而不是嫖娼的男性属于淫乱和堕落。有一则逸事阐明了这种精神状态:上世纪末,警察在一家妓院发现了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她们为一个案件作证,她们提到她们的主顾是一些地位显赫的先生,她们当中的一个张嘴要说出一个名字,检察官急忙阻止她:不要玷污一位体面先生的名字!一位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先生在破坏一个小姑娘的处女膜时,仍然是一位体面的先生;他有弱点,但谁没有弱点呢?而进入不了普遍性的道德领域的小姑娘——她既不是法官、将军,也不是法国的大人物,而只是一个小姑娘——是在性的偶然性领域完成她的道德价值,这是一个淫乱的女子,一个堕落的女子,一个宜进教养院的邪恶女子。在大量情况下,男人可以不用玷污自己高尚的形象,与女人合谋,做出一些她要受到谴责的行为。她不懂得其中的微妙;她所懂得的是,男人并不按照他所宣扬的原则行事,并且要求她违反这些原则;他口是心非,因此她并没有给他她假装给他的东西。她会是一个贞洁和忠实的妻子,她悄悄地向自己的欲望让步;她会是一个出色的母亲,但她小心翼翼地实行“节育”,必要时会做人工流产。男人公开地责备她,这是游戏规则,但他背地里又感激她的轻浮或不育。女人扮演这类间谍的角色,如果被抓住,就会被枪决,如果成功了,就会得到充分的奖赏;男性的一切无行都由她承担,不仅妓女,所有女人都被用做体面人所居住的窗明几净的宫殿的阴沟。随后,当人们向她们谈到尊严、荣誉、光明磊落和所有崇高的男性品德时,她们拒绝“同意”,人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当道貌岸然的男子谴责她们自私、做戏、说谎时,她们尤其报以嘲笑,因为她们很清楚,别人没有给她们开辟其他出路。男人也“关心”金钱和成功,但他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工作去获得;女人被指派扮演寄生者的角色,凡是寄生者都必然是一个剥削者;她需要男性获得人类尊严、吃饭、享受和生育;她正是通过性服务,才保证自己得到好处;既然人们把她封闭在这种职能中,她就整个儿是一个剥削工具。至于说谎,除非卖淫,在她和她的保护人之间不涉及坦率的交易。甚至男人也要求她对他做戏,他希望她是他者;但一切生存者,不管他怎样竭力否认,仍然是主体;他希望她是客体:她让自己成为客体;她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在进行一项自由的活动;这正是她最初的背叛;即使最温顺的、最被动的意识仍然是意识;有时,男性发现,她献身给他时,在观察他,评判他,就足够让他感到受愚弄了;她只应该是一样献出的东西,一个猎物。然而,这样东西,他也要求她自由地给予他,在床上,他要求她感受到快感;在家中,她必须真诚地承认他的优越地位和贡献;在她服从的时候,她应该假装独立,而在别的时候,她应该主动地演被动的戏。她说谎是为了留住男人,他能保证给她每天的面包:吵闹和眼泪,爱情的激动,歇斯底里的发作;她说谎也是为了逃避她出于自身的考虑才接受下来的暴虐。他鼓励她做戏,他的统治、他的虚荣心,都得到了满足,她以隐瞒的能耐去对付他;这样,她双倍美妙地报复,因为在欺骗他时,她满足了特殊的愿望,尝到了嘲弄他的快意。 妻子、妓女在假装没有感受到的激动时,是在欺骗;然后她们和情人、女友嘲笑受捉弄的人的幼稚和虚荣心,她们怨恨地说:“他们不但没有‘搞到’我们,而且还想让我们因快感喊叫到精疲力竭。”这很像女仆的谈话,她们在做祭礼时说她们“老板”的坏话。女人有同样的缺陷,因为她是同样的家长压迫的受害者;她也同样玩世不恭,因为她像仆人看主人那样,从下往上看男人。但很清楚,这些特征的任何一种都不表明堕落的原始意愿或本质,它们反映了一种处境。“凡是有强制性制度的地方,就有虚情假意,”傅立叶说,“禁令和走私在爱情上和在商品中都是密不可分的。”男人很清楚女人的缺陷表现了她的状况,他们处心积虑地要维持性别的等级,在他们的伴侣身上鼓励让他们蔑视她的同样特征。也许,丈夫、情人对于与之生活的那个特殊女人的毛病感到愤怒,但他们宣扬一般女性的魅力时,却认为女人与她们的缺点密不可分。如果女人不是忘恩负义的、轻浮的、怯懦的、怠惰的,她就丧失她的诱惑力。在《玩偶之家》中,海尔茂解释,当男人原谅弱小女人的幼稚错误时,感到自己是多么正确、强大、善解人意和宽容。因此,伯恩斯坦笔下的丈夫——与作者串通一气——对偷东西的、恶毒的、通奸的妻子十分温情,他们宽容地对待她,有分寸地表现男性的智慧。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法国的殖民地移民,也希望黑人小偷小摸,懒惰,爱撒谎,他由此证明自己缺乏尊严;他让压迫者变得有理;如果他执著地表现得正派、光明磊落,人们就把他看做一个坏脾气的人。由于她不想与自己的缺点作斗争,相反,把它变成一种装饰,因而缺点变得更显著了。

经过种种奴役仍然保持独立的女人,在自然中强烈地热爱自己的自由。其他女人仅仅在其中找到迷醉的借口,她们在黄昏徘徊于担心感冒和心灵昏厥之间。

对女人来说,除了致力于自己的解放,没有任何其他出路。解放只能是集体的解放,它首先要求完成女性状况的经济演变。但过去有过,现在仍然有大量女人企图单独实现她们个体的拯救。她们企图在自己的内在性中证明自身生存的必然性,也就是在内在性中实现超越性。我们在自恋的女人、恋爱的女人和虔信的女人身上看到的,正是受禁闭的女人为了把她的牢狱变成荣耀的天堂,把奴役变成崇高自由做出的最后努力——有时是可笑的,常常是动人的努力。

既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不能衡量自己;她自认为极其重要,因为她接近不了任何重要事物。

一个向女友、情人叙述自己经历的女人,几乎都以这句话开始她的故事:“我是小姑娘的时候……”她们保留着对这个时期的怀念。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她们感到头上有父亲慈祥威严的手,同时感受到独立的快乐;她们受到成年人的保护,由他们证明生存的必要性,是面前展开一片自由的未来的自主个体。而现在,她们没有完全受到婚姻和爱情的保护,变成了女仆或者物件,禁闭在现时中。过去她们支配着世界,日复一日在征服世界,如今她们与世界分隔开来,陷于内在性和重复中。她们感到失望。最令她们感到痛苦的是淹没在一般性中,是千百万人中的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女人;相反,在孩提时,每个小姑娘都以特殊方式经历她的状况;她不知道存在于她和她的同伴们涉世未深之间的相似性;通过她的父母、老师、朋友,她的个体性得到了承认,她认为自己是其他任何人不可比拟的,独一无二的,有希望获得独特的机会。现在她激动地转向这个小姐妹,而她曾经放弃过这个小姐妹的自由、要求、至高无上,多少出卖了她。她变成了女人,留恋她曾经是的那个人,她力图在内心重新找到那个死去的孩子。“小姑娘”这个词触动她,但这几个词更有分量:“奇怪的小姑娘”,复活了失去的新奇。

女人乐意尽力通过自己的行为确认这些分析;她选择一种颜色:“我呀,绿色是我的颜色”;她有一种偏爱的花、一种香味、一个喜爱的音乐家、迷信、嗜好,她对这些十分尊重;她用不着很漂亮就能在打扮和家里表现她的个性。她塑造的人物按照她的理解能力、她的固执程度和她异化的深度而多少具有一致性和独特性。某些女人不断随意混合散乱的特点,另外一些女人执拗地创造持续扮演的面孔,我们已经说过,女人在这种角色扮演和真实面目之间不善于区分。在这个女主人公周围,生活组织成一部忧郁的或者美妙的,但总有点奇特的小说。有时,这是一部已经写成的小说。不知道有多少姑娘对我说过,在《灰尘》中的朱迪身上看到自己。我记得一个很丑的老太太,她习惯说:“看一看《幽谷百合》吧,这是我的故事。”我那时还是孩子,怀着尊敬和惊讶望着这朵枯萎的百合花。其他女人更加含糊地小声说:“我的生活是一整部小说。”在她们的额头上方,有一颗吉祥或者不吉祥的星星。

她受到可能导向荣耀的各种道路的吸引,但她从来不会毫无保留地投入进去。绘画、雕塑、文学是要求严格的初步训练和付出个人努力的学科,许多女人都尝试过,但如果她们没有受到创作的积极愿望推动,很快就会放弃。还有许多能坚持的女人,只不过在“装模作样”地工作而已。玛丽·巴什基尔采娃非常热衷于荣耀,在画架前度过许多时间,但她太爱惜自己,不会真正热爱绘画。她经过多年的恼恨,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是的,我没有费神去绘画,今天我注意到了,我是在弄虚作假……”当一个女人像德·斯达尔夫人、德·诺阿耶夫人那样,成功地构造出一部作品时,是因为她没有特别专注于自我崇拜,压在大量女作家身上的缺陷之一,是对自己感到得意,这损害了她们的真诚,限制了她们,削弱了她们。

爱情在女人的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少。丈夫、孩子、家庭、娱乐、社交、虚荣心、性生活、职业,远远重要得多。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梦想过“伟大的爱情”,她们经历过爱情替代品,她们靠近过这种爱情,它以未完成的、危险的、可笑的、不完美的、虚假的面目造访过她们,但很少有人把自己的生存真正奉献给它。

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即使允许她独立,爱情仍然是最有吸引力的道路;承担自己生活这种事是令人焦虑的;少男也愿意转向比他年长的女人,在她们身上寻求一个向导、一个教育者、一个母亲;但他的成长、品行、他自己内心遇到的约束,都不允许他最终止于退让这种容易的解决办法;他只把这样的爱情作为一个阶段来考虑。男人的幸运——在成年时和小时候——就在于别人迫使他踏上最艰苦但也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

施特克尔补充说:“对许多女人来说,堕落到动物性是性欲高潮的条件。”她们在肉欲之爱中看到不能同尊重和热爱的情感相调和的堕落。相反,对另一些女人来说,正是出于尊重、温情、对男人的赞赏,这种堕落才能消除。她们只有相信得到深沉的爱以后,才同意献身给男人;一个女人必须非常玩世不恭、无动于衷或者自命不凡,才能将肉体关系看做一种快感的交换,每一个性伙伴都同样能从中各取所需。

我们已经看到,性爱要求她深深的异化;她沉浸在被动性的倦怠之中;眼睛闭上,隐姓埋名,无法自持,她感到自己被浪潮托起,席卷到风暴中,淹没在黑夜里:肉体、子宫、坟墓的黑夜;她虚无化了,却享受到一切,她的自我消失了。当男人离开她时,她感到自己重新被弃于人间、床上和光亮中;她恢复了名字和面孔,她是一个被征服者,一个猎物,一个客体。正是这时,爱情对她来说变得必不可少。和断奶以后孩子寻找父母抚慰的目光一样,女人必须通过情人注视她的眼睛,感到自己重新和她的肉体曾痛苦地离开的一切结合在一起。她很少完全得到满足;即使她的快感平息了,她也没有彻底摆脱肉欲的陶醉;她的骚乱在情感中延续;男人在施与她快感的同时,又让她依附于他,并不解放她。但他对她不再感到欲望,她只有在他奉献给她永恒的、绝对的感情时,才原谅这种冷漠。于是,瞬间的内在性被超越了;火热的回忆就不再是悔恨,而是一个宝库;情欲在消失的同时,变成希望和许诺;享受有了正当理由;女人可以名正言顺地承受她的性爱,因为她超越了它;骚乱、快感、欲望不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恩惠;她的身体不再是一个客体,而是一首赞美诗,一团火焰。于是,她可以热烈地投身于性爱的魔力中;黑夜变成光明;恋爱的女人可以张开眼睛,注视爱她的男人,他的注视使她感到荣耀;通过他,虚无变成存在之充实,而存在改变成价值;她不再沉没在黑暗的海洋里,她展开双翅腾飞,狂热地升向天空。舍弃变成神圣的迷醉。当女人接纳被爱的男人时,她就像圣母被神灵占据和造访过一样,就像信徒被圣体饼占据和造访过一样;这就解释了虔诚的赞美诗和放荡的歌曲在淫秽上的相似,并非神秘的爱总是具有性的特点,而是恋爱的女人的性爱具有神秘色彩。“我的主,我的心上人,我的主人……”同样的话从跪拜的圣女和躺在床上的恋爱的女人口中说出;前者把自己的肉体献给耶稣的箭矢,伸出手去接受耶稣受难时的五伤,请求神圣的爱炙伤她;后者也是在奉献和等待,利器、枪刺、箭矢体现在男性生殖器中。两种女人都有同样的梦想,幼稚的梦想,神秘的梦想,爱的梦想:通过消失在他者中,达到最高生存。

人的爱情和神秘之爱的最高目的,是与被爱者同化。价值的衡量,世界的真相,都在他的意识中,因此,为他服务是不够的。女人试图用他的眼睛去观察;她阅读他看的书,喜欢他喜欢的画和音乐,只对同他一起观赏的风景和来自他的想法感兴趣;她接受他的友谊、他的敌意、他的见解;当她寻思时,她竭力听到的是他的回答;她的肺里想呼吸的是他已经呼吸过的空气;不是从他的手里接过来的水果和鲜花,没有香味和味道;她的主观环境空间颠倒了,世界的中心,不再是她所在的地方,而是意中人所在之处;所有的大路从他家出发,并导向他家。她使用他的话语,重复他的手势,染上他的嗜好和习惯性动作。凯瑟琳在《呼啸山庄》中说:“我是希思克厉夫”,这是所有恋爱的女人的呼喊,她是意中人的另一个化身、他的反映、他的分身,她就是他。她让自己的世界在偶然性中崩溃,她生活在他的天地中。

当他酣睡时,他的睡眠是令人难受的。他偷走了一切。我憎恨我的睡眠者,他可以无意识地给自己创造与我格格不入的宁静。

可是,男人的欲望既是激烈又是短暂的,它一旦得到满足,很快会消失,而女人往往在产生爱情之后变成他的囚徒。这是整个通俗文学和流行歌曲的题材。“一个年轻男人走过,一个少女唱歌……一个年轻男人唱歌,一个少女泪水滂沱。”如果男人长久地依恋女人,这仍然并不意味着她对他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正是她所要求的,她的退让只有在恢复她的威望的情况下才能挽救她,不可能逃避相互性的作用。因此,她必须受苦,要么就必须自我欺骗。她往往先求助于后者。她把男人的爱情想象为她给予他的爱情的准确对等物,她自欺地把欲望当成爱情,把勃起当成欲望,把爱情当成宗教。她迫使男人欺骗她:你爱我吗?同昨天一样爱吗?你始终爱我吗?她灵巧地在缺乏时间做出微妙和真诚的回答时,或者在情势不允许这样做时提出问题;正是在交欢中,在病痛初愈时,在呜咽时或者在火车站月台上,她紧紧地追问;她把得到的回答当做战利品;得不到回答,她就让沉默代替说话;凡是真正恋爱的女人,多少是妄想狂。

由于恋爱的女人封闭在所爱的男人的天地里,爱情扼杀友谊,嫉妒扩大了她的孤独,从而使她的依附变得更紧。但她在其中找到对抗无聊的方法,留住丈夫,这是一件工作;留住情人,这是一种圣职。

恋爱的女人的不幸之一,就是她的爱情本身毁损了她的外形,使她变得虚无;她只是奴隶、女仆、过于温顺的镜子、过于忠实的回声。当她意识到的时候,她的苦恼进一步使她失去价值;她哭泣、要求、吵闹,终于失去了一切吸引力。生存者体现在他所做的事上,而为了存在,她信赖他人意识,放弃了做任何事。朱丽·德·莱斯皮纳斯写道:“我只知道爱。”只是爱情的我:这个小说书名是恋爱的女人的座右铭;她只不过是爱情,而爱情缺乏它的对象时,她什么也不是。

因为恋爱的女人狂热地梦想永远抓住情人的自由,而不是毁掉它。因此,除了罕见的自由结合能延续整个一生的情况,宗教般的爱情会导致灾难。

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两个自由的人互相承认的基础上;一对情侣的每一方会互相感受到既是自我,又是对方;每一方都不会放弃超越性,也不会伤害自身;两者将一起揭示世界的价值和目的。对这一方和那一方来说,爱情将通过奉献自身展示自己和丰富世界。

因为女人所奉献的,男人根本不操心要接受。男人不需要他所要求的无条件忠诚,也不需要取悦他的虚荣心的盲目崇拜;他只有在无须满足这些态度所带来的要求的条件下,才接受它们。他向女人宣扬要奉献,她的奉献又使他厌烦;她对自己无用的奉献感到不知所措,对自己虚妄的生存也感到不知所措。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但在这之前,爱情以最动人的面貌,概括了压在封闭于女性世界中的女人、受伤害又不能自我满足的女人身上的诅咒。无数的爱情殉道者抗议命运的不公,因为它把荒凉的地狱当做最后的得救,提供给她们。

大部分虔信的女人不满足被动地沉湎于天主,她们通过摧残自己的肉体,主动地致力于使自己虚无化。当然,僧侣和修士也实行苦行主义。但女人嘲弄自己肉体的激烈程度尤为特殊。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是多么矛盾:她正是通过屈辱和痛苦,把肉体变成荣耀。她把自己当做取乐的东西,献给情人,变成神庙、偶像;她受到分娩痛苦的折磨,创造出英雄。虔信的女人折磨自己的肉体,是为了获得收回自己肉体的权利,把它压制到卑微的地步,作为自己得救的工具来颂扬。因此,有些圣女沉溺于古怪的过度行为,便得到了解释。福利尼奥的圣安吉拉叙述她愉快地喝下麻风病人刚洗完手和脚的水:这饮料使我们充满了如此的甜蜜,令快乐紧随着我们,无拘无束。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地喝过水。从麻风病人的伤口落下的一块痂皮卡在我的咽喉里。我非但没有把它吐掉,反而尽力把它咽下去,我成功了。我觉得我刚刚领过圣体。我将永远无法表达我沉浸其中的快乐。

大家知道,玛加利大用舌头舔干净一个女病人的呕吐物;她在自传中描绘她嘴里充满一个腹泻的男人的粪便时感受到的幸福;当她把嘴唇贴在圣心上长达三个小时的时候,耶稣回报了她。尤其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好声色的国家,虔诚具有肉体的色彩,在阿布鲁佐的一个村庄里,女人今日仍然沿着十字架之路去舔石子,割破舌头。她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模仿救世主通过弄污自己的肉体去拯救世人的肉体,她们用比男人更具体得多的方式,去感受这重大奥秘。

法国法律不再把服从列入妻子的义务,每个女公民都有选举权;这种公民自由如若不是伴随以经济独立,就仍然是抽象的;受供养的女人——妻子或者妓女——并没有因为手中有投票权,就从男性那里解放出来;即使习俗强加在她身上的束缚比以前少了,这些消极的规定也并未深刻改变她的处境;她仍然禁锢在仆从状况中。女人正是通过工作跨越了与男性隔开的大部分距离,只有工作才能保证她的具体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寄生者,建立在依附之上的体系就崩溃了;在她和世界之间,再也不需要男性中介。压在仆从女人身上的诅咒,就是不允许她做任何事,于是,她执著地通过自恋、爱情、宗教,徒劳地追寻存在;作为生产者和主动的人,她便重新获得超越性,她在自己的计划中具体地确认为主体;她通过与她追求的目的、她获得的金钱和权利的关系,感受到自己的责任。许多女人,甚至从事最卑微职业的女人,也意识到这些优越性。

经济上摆脱了男人的女人,在道德、社会、心理状况中并没有达到与男人一模一样的处境。她从事和投入职业的方式,取决于她的生活的整体形式所构成的背景。然而,当她开始成人生活时,她身后并没有和男孩子一样的过去;她没有受到社会的同等看待;世界对她呈现出不同的前景。

男人拥有的、从童年起已经感受到的特权,就在于他作为人的使命与他的男性命运并不违背。通过男性生殖器和超越性的同化,他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成功可以使他拥有男性的威信。他没有被分割开来。而对女人要求的是,为了实现女人特性,要让自己成为客体和猎物,就是说放弃成为至高主体的要求。正是这种冲突特别标志着已解放的女人处境的特点。她拒绝退缩到女性角色中,因为她不愿意自戕,但放弃自己的性别也是一种残缺。男人是一个有性别特征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个有性别特征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个体,与男性平等。放弃女性身份,就是放弃一部分人性。

一个要花费精力,有责任感,了解与世界的阻力相斗争的艰难的女人,不仅需要——像男人一样——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望,而且需要体验幸运的性冒险带来的松弛和消遣。然而,她的这种自由在一些阶层中没有得到具体的承认;如果她利用这种自由,就有可能损害她的名誉和职业;至少人们要求她表现出虚伪,而这种虚伪压抑着她。

至于像男人通常找情妇那样找一个情人,供养他或者帮助他,这仅仅是拥有财产的女人才办得到。有些女人能将就这种交易,她们付给男人钱,把男人当做一个工具,她们傲慢而随便地使用他。但通常她们必须上了岁数才能硬把肉欲和感情分开,而在女人的青年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甚至有许多男人也从来不接受这种肉体与意识的分裂。更有甚者,大多数女人拒绝考虑这样做。

他常常将床看做自己的进攻优势应当得到肯定的地方。他想占有而不想接受,想强占而不想交换。他企图占有女人的是超过她给予他的东西;他要求她的同意是一次败北,她喃喃地说出的话语是他从她嘴里逼出的招供;他要她承认有快感,要她承认受奴役。

女人并非总是出于骄傲拒绝向情人的任性让步,她希望与一个正在经历生活的真正时刻的成年男人打交道,而不是与一个给自己讲故事的小男孩打交道。

事实上,正是在十八岁至三十岁之间,我谈到的冲突会达到紧张的极限,这是决定职业生涯的未来的时刻。不论女人生活在父母家里,还是结了婚,她周围的人很少会像尊重一个男人的努力那样尊重她的努力;人们会强制她侍候别人和做苦活,侵犯她的自由;她仍然深受教育的影响,尊重她的女性长辈确认的价值,受到她童年和青少年的梦想的缠扰;她很难调和她过去的遗产与未来的利益。有时她拒绝她的女性身份,在贞洁、同性恋或者泼妇的挑衅态度之间迟疑不决,她穿得很糟,或者女扮男装,她在挑战、做戏、愤怒中失去许多时间和力量。相反,她往往更想确定女性身份,她爱俏,她出门,她调情,她恋爱,在受虐狂和咄咄逼人之间摇摆不定。无论如何,她扪心自问,激动,精力分散。她仅仅由于受到外界事务的纠缠,就不能全身心投入事业中;因此,她从中得到的利益不多,更准备放弃。对力求自足的女人来说,极其令人沮丧的是,存在和她属于同样社会范畴的另一些女人,她们最初有着同样的处境,与她一样的机会,现在却过着寄生生活;男人可能对特权者感到愤恨,但他同他的阶级利益一致;在整体上,起步时机会均等的男人几乎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而在男人的中介作用下,同样条件的女人却有着迥异的命运;已婚的或者舒适地受人供养的女友,对只得依靠自己获得成功的女人来说,是一种诱惑;她觉得自己被迫要走最艰难的道路,每当遇到一个障碍,她便寻思,是否不如选择另一条道路。有个没有财产的小个子女大学生愤慨地对我说:“没想到我必须用我的头脑去获得一切!”男人服从不可推却的必要性,女人则应该不断更新她的决定;她往前时并不笔直对准面前的目标,而是让她的目光在周围扫视;因此,她的举止是胆小的,犹豫不决的。尤其她觉得——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她越往前走,就越是放弃其他机会;她成为女学者、有头脑的女人,一般不讨男人喜欢;或者她由于过分瞩目的成功,会使她的丈夫、情人感到屈辱。她不仅愈加致力于显得优雅、轻浮,而且遏止自己的冲动。希望有朝一日摆脱自身的忧虑,和在承受这种忧虑的同时,要放弃这种希望的担心,两者合在一起,阻止她毫无保留地投身于学习和职业。

艺术、文学、哲学是在人的自由,即创造者的自由之上重造世界的尝试,首先必须毫不含糊地成为一种自由,以便拥有这样的抱负。教育和习俗强加于女人的局限,限制了她对世界的控制;当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取得一席之地的战斗过于艰巨时,就不可能摆脱这种限制;然而,如果想尝试重新把握斗争,首先必须在极端的孤独中崭露头角,女人首先缺乏的是在焦虑和自尊中练习适应孤单和超越性。

事实上,为了成为一个创造者,自我培养,也就是说把看戏和知识融合到自己的生活中是不够的;必须通过超越性的自由活动去掌握文化;必须让精神连同它所有的财富投向空无的天空,并且移居那里;如果千百种联系把创造者滞留在大地上,创造者的冲动就破灭了。无疑,今日少女可以独自出门,在杜伊勒利花园闲逛;但我已经说过,街道多么敌视她,到处有眼睛和手在窥伺她;不管她是昏昏然地漫游,胡思乱想,不管她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点燃一支香烟,还是独自上电影院,随即便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她必须通过打扮和衣着引起尊重,这种操心把她束缚在地上和自身。“翅膀垂落下来。”托·爱·劳伦斯独自骑自行车在法国长途漫游,人们不会允许少女投入这样的远足,她更不可能像劳伦斯那样一年以后徒步到半荒漠的危险地方去冒险。但这样的体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正是在这时,沉醉在自由和发现的个体,学会把整个大地看做他的采邑。女人已经自然而然地被剥夺上暴力课的权利,我说过,她弱不禁风,使她趋向于被动性;当一个男孩用拳头解决争端时,他会感到他能够靠自身处理自己的事;至少作为补偿,需要让少女知道,采取运动和冒险的主动性、克服障碍的自豪会有怎样的滋味。但是不。她在世界之中可能感到孤独,她永远不能独一无二、至高无上地挺身面对世界。一切都促使她让自己受困,受到外界生存的支配,她特别是在爱情中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在这种意义上,不幸或失宠常常是多重考验,正是孤独令艾米莉·勃朗特写出一本狂放有力的书;面对大自然、死亡和命运,她只期待自救。罗莎·卢森堡长得丑,她从来没有试图沉浸在对自我形象的崇拜中,成为自我的对象、猎物和陷阱,从青年时代起,她整个就是精神与自由。即便如此,女人很少充分承受与既定世界令人焦虑的亲密接触。包围她的束缚和压抑在她身上的整个传统,妨碍她对世界的责任感,这就是她平庸的深刻理由。

那些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人物——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肩负起世界重任,他们多少摆脱了这重负,成功地重建世界,或者失败了,但首先他们承受了这巨大的重负。这正是任何一个女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是任何一个女人从来无法做到的。为了把世界看做属于自己的,为了对世界的错误感到负有责任,对它的进步感到光荣,必须属于特权阶级;只有那些掌握世界领导权的人,才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改变世界、想象世界、揭露世界的同时为世界辩护;只有他们才会在世界那里认出自己,力图在世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迄今为止,人类可以化身为男人,而不是女人。然而,在我们看来堪称表率的人,被授予天才称号的人,正是那些在他们的特殊生存中企图扮演整个人类命运的人。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凡·高怎么会生为女人呢?一个女人不会被派到博里纳日去采风,她不会把人类的苦难看做自己的罪过,她不会想要赎罪,因此,她永远不会描绘凡·高的向日葵。更不用说她无缘这位画家的生活方式——在阿尔勒的孤独,常常光顾咖啡馆和妓院,一切孕育了凡·高感受和艺术的东西。一个女人永远不会成为卡夫卡,她在怀疑和不安中,不会看出被逐出天堂的人类的焦虑。几乎只有圣德肋撒在完全的孤单中为自身经历人类状况,我们已经看到原因了。她超越人间的等级,和圣十字若望一样,感到自己头顶上令人放心的天花板。两者都有同样的黑夜,同样的光辉,在自己身上同样的虚无,在天主那里同样的充实。最后,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将荣誉置于两性差别之外,置于自己自由的生存难以达到的荣耀中的时候,女人才能将自身的历史、自身的问题、自身的怀疑、自身的希望与人类的历史、问题、怀疑和希望等同;只有这时她才能寻求在自身的生活和作品中揭示出全部现实,而不仅仅是她个人。只要她仍然需要为成为人而斗争,她就不会成为一个创造者。

为了解释她的局限,就必须再一次提到她的处境,而不是她的神秘本质,未来仍然向她敞开。人们争先恐后地认为,女人不具有“创造天才”,例如,以往著名的反女性主义者玛尔特·博雷利夫人就持这样的论点。但她力图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女性无逻辑和愚蠢的生动证明,因此她的作品是自相矛盾的。况且,既定的创造“本能”的概念,就像“永恒女性”的概念一样,应该扔到古老的实体壁橱中。有些厌恶女人者更加具体地认为,女人作为神经官能症患者,不会创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是这些人同样常常宣称,天才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无论如何,普鲁斯特的例子足以表明,心理和生理上的失衡并不意味着无能和平庸。至于从观察历史得出的论据,刚才已经讲过必须如何对待;历史事实不能被看做确立了永恒真理,它只不过反映了一种处境,这种处境表现为历史,因为它正在变化。当完成一部天才作品,甚至仅仅一部简短的作品的一切可能性被拒绝时,女人怎么会有天才呢?古老的欧洲以前蔑视野蛮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既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作家:“在要求我们为自己的生存作辩护之前,先让我们生存吧,”杰斐逊大体这样回答。对于那些指责他们没有产生出惠特曼和梅尔维尔的种族主义者,黑人也作了同样的回答。法国无产者也不能以任何名字去对抗拉辛或者马拉美的名声。自由的女人仅仅正在产生,当她自我确立时,她也许会证实兰波的预言:“诗人会出现!当对女人的无限奴役被粉碎时,当她为自身和通过自身生活时,男人——至今是可恶的——把她打发走,她也就会成为诗人!女人会找到未知的东西!她的观念世界会不同于我们的世界吗?她会找到古怪的、深不可测的、令人厌恶的、美妙的东西,我们会理解这些东西。”不能确定的是,她的“观念世界”是否与男人的观念世界不同,因为女人是在与男人同化的基础上才获得解放的;想知道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会是特殊的,这些特殊性又会有何等重要性,那就必须冒险做非常大胆的预想。可以肯定的是,至今女人的发展可能性被扼杀了,为了人类而失去了,现在是时候了,让她为她的利益和所有人的利益着想尝试各种机会吧。

有个作家对我说:“女人从来不超越机遇。”这十分正确。她们仍然惊异于得到允许探索这个世界,她们列出探索的清单,却不想发现其中的意义。她们有时擅长对既定事物的观察,她们成为出色的记者,任何一个男性记者都没有胜过安德蕾·维奥利关于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报道。她们善于描绘气氛、人物,指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让我们看到人物心灵的秘密活动:薇拉·凯瑟、伊迪丝·华顿、多萝西·帕克、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以尖锐而细致的方式描绘人物、气候和文明。她们很少成功地塑造出像希思克厉夫这样有说服力的男主人公,她们在男人身上几乎只把握男性;但她们时常成功地描绘出她们自己的内心生活、经验、世界;她们热衷于对象的隐秘内容,迷恋于自己感受的特殊性,以美妙的形容词和肉感的形象传达她们最新的体验,她们的词汇一般比句法更出色,因为她们更关注的是事物而不是它们的关系;她们不追求抽象的典雅,反过来,她们的话语谈论感觉。她们最热衷探索的领域之一是自然;对少女和没有完全退让的女人来说,自然代表男人眼中女人本身所代表的东西:她自身和她的否定,一个王国和一个流亡的地方;她的一切都在他者的面目下。女小说家正是在谈到荒野和菜园时,会向我们最亲密地揭示她的体验和梦想。有许多女人将活力和季节的奇迹封闭在瓶瓶罐罐和花坛之中;其他没有将植物和动物圈起来的女人,却试图通过给予它们的关爱,将它们化为己有,就像柯莱特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很少有女人在非人的自由中接触自然,企图辨别出其外在意义,深陷其中,以便与这另一种在场结合,卢梭闯出的这条道路,几乎只有艾米莉·勃朗特、弗吉尼亚·伍尔夫,有时是玛丽·韦布才冒险进入。更进一步,穿越既定,探索其秘密的维度的女人屈指可数:艾米莉·勃朗特探问过死亡,弗吉尼亚·伍尔夫探问过生命,曼斯菲尔德有时, 不是常有,探问日常的偶然性和痛苦。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写出过《审判》、《白鲸》、《尤利西斯》或《智慧七柱》这样的作品。她们不质疑人类状况,因为她们仅仅开始能够全面地承受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们的作品一般缺乏形而上的反响,也缺乏黑色幽默;她们没有悬置世界,她们没有对世界提出问题,她们没有揭露世界的矛盾,她们认真地对待世界。再说,事实是,大多数男人也有同样的局限。当人们把女人和少数几个堪称“伟大”的艺术家对比时,女人便显得平庸了。限制女人的并不是命运,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为什么她未能——为什么她也许很久都不能——达到最高峰。

克尔恺郭尔说:“做女人多么不幸啊!然而,做女人最糟糕的不幸,说到底,是不了解这是一种不幸。”长期以来,人们尽力掩盖这不幸。例如,取消了监护,给女人“保护人”,保护人具有古代监护人的权力,这是为了女人的利益。不许她工作,让她待在家里,这是让她防范自身,这是保证她的幸福。我们已经看到,人们以多么富有诗意的纱幕掩盖落在她身上的单调事务:家务、做母亲;人们送给她“女性气质”这种虚假的财富,以交换她的自由。巴尔扎克建议男人一面说服她是女王,一面把她当奴隶,出色地描绘了这种伎俩。

事实上,她的全部教育都趋于阻挡她走反抗和冒险的道路;整个社会——从她可敬的父母开始——赞美爱情、忠贞、奉献的崇高价值,并向她隐瞒无论情人、丈夫和孩子都不准备忍受的讨厌家务,欺骗了她。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些谎言,因为它们促使她走便捷的斜坡,这是人们对她犯下的最恶毒的罪行。从她童年起,整个一生,人们让她把这种诱惑一切为自己的自由焦虑的生存者的服从当做她的使命,宠溺她,腐蚀她;如果有人让孩子整天玩乐,不给他机会学习,不向他指出学习的用处,促使孩子变得懒惰,待他成年,就不会告诉他,他已经选择了做无能和无知的人,人们就是这样抚养女人,从来也不教导她亲自承担生存的必要性;她便随波逐流,依靠保护、爱情、援助、他人的领导;她让自己受到迷惑,希望能够什么事也不做,便实现自己的存在。她向诱惑让步是做错了,但男人不配指责她,因为是他诱惑她这样做的。当他们之间产生冲突时,每个人都把对方看做要为这种处境负责;她会指责他制造了这种处境:没有教会我推理和谋生……他会指责她接受了这种处境:你一无所知,你没有能耐……两性都采取攻势,为自己辩护,但是这一方的错误并没有使另一方无罪。

女人从来没有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事实上,她们没有力图作为女性在历史上起作用。”这个论断是很深刻的,它看到了女性本身存在的问题:女性尽管长期受奴役,却不能像奴隶一样起来反抗,也就不能争取到应有的权利。因为女人是分阶级的,不同阶级的女人有不同的利益。